湖南麻阳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副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铁道兵团司令员。
建国后，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一，滕代远：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首任主任
滕代远，先后两次进入新疆，曾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首任主任。
如今，座落于乌鲁木齐市胜利路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已成为新疆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
在中苏合璧建筑风格的纪念馆内，俄式铁床、木质沙发等陈设还保持着原有的布局，展室内陈列的一件件展品，见证了包括滕代远在内的早期中共党员们在新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全国抗战等各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一次入疆：接应中共代表
1935年底，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中断。
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政局与党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于1936年初决定派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去共产国际。
4月13日，周恩来将这一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征求意见。
4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说：“邓发同志去苏联以快些动身在夏天到达并取得结果为好。
”
1936年6月初，邓发化名杨鼎华离开瓦窑堡去西安，于6月27日到达甘州。
此后到9月上旬的两个多月中，中共中央与邓发失去了联系。
9月8日，洛甫又致电王明说，邓发已出玉门关到了安西，尔后又转到敦煌。
由于敦煌到哈密千余里无人烟，需要由哈密派汽车去接或寄入新疆的证件给他。
后邓发以甘肃民政厅委任的查灾专员身份继续前行。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到电报后即复电中共中央，派人到新疆去接邓发。
1936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正在苏联学习的滕代远准备回国，要他从苏联回新疆去接邓发。
滕代远接受任务，由苏联秘密赴新疆。
先乘火车又改乘汽车，又托司机带路，抵达中苏边境。
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由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赶马车送他到塔城。
经苏联驻塔城领事打招呼，坐汽车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找到事先联系好的一个民政厅长住下来。
随后他找了新疆当局的外事处长王宝乾（又名赵实），打听邓发的情况。
滕代远在迪化住了一个多月，到约定的地方，不见邓发到来，只好又返回苏联。
原来邓发到了甘肃边境地区，不幸身染重病，不能继续前进，待病稍好后，于10月16日由安西启程继续西行，一路历尽千辛万苦，于11月上旬才到达迪化，后转赴到了莫斯科。
第二次入疆：援接西路军
滕代远回到莫斯科已是1936年10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让他再次赴新疆参加迎接西路军的代表团。
团长是陈云，让他担任副团长，团员有李春田、冯铉（即何晓理）、段子俊。
陈云总负责，滕代远协助之，冯铉作翻译，段子俊负责电台，李春田管译电。
他们五人从莫斯科出发，坐火车到阿拉木图，脱下西装，换上苏联军队的棉袄，换车到霍尔果斯。
这时，“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他们停下来等候指示。
滕代远等人住在苏联边防军一个营长家里。
正值隆冬季节，他们不能随便外出，每天便由冯铉给他们读读俄文报纸，聊聊天。
当聊到西安事变时，段子俊、冯铉、李春田认为这一次抓住了蒋介石可大快人心了。
可是滕代远和陈云认为，为了防止挑起新的内战，团结一致抗日，蒋介石不能杀。
1936年10月25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从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虎豹口）西渡黄河天险，向河西走廊进发，执行中央军委打通国际交通路线，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战斗任务。
193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设法去新疆。
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
”4月下旬，李先念等率领西路军左支队余部转战到新疆的星星峡。
这时，在边境等候四个多月的陈云、滕代远等人，由苏联进入新疆，以营救西路军余部为契机，多次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接触，正式建立了我党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
4月28日，陈云、滕代远带着五十多辆大汽车，车上满载着武器、服装和各种食品前往星星峡。
同行的有苏联军事顾问、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一位边务处科长、一位译电员。
在途中休息时，盛世才的顾问提出要解除西路军左支队的武装，以免出事。
陈云、滕代远商量后坚决不同意，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经过盛世才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西路军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
经过斗争，同意不交枪。
在星星峡，见到了李先念等西路军的指战员。
继陈云讲话后，滕代远对大家说：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迎接你们的，你们辛苦了，受罪了，现在你们回到自己家里了。
当滕代远和吕黎平（西路军总部情报科长）握手时，站在一旁的李卓然向滕代远介绍了吕黎平。
滕代远松开手后退一步，上下端详着吕黎平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吗？”原来吕黎平叫吕继熙，在滕代远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时，吕黎平在军委作战科，经常接触。
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四百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出发。
5月7日晚到达迪化，先住在西大桥的一个工厂里。
7月下旬，又迁移到东门外营房里，对外称“新兵营”。
滕代远和陈云组织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学习军事技术、政治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由于西路军左支队的大部分同志文化水平比较低，学习起来困难不少。
滕代远告诉他们，现在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军事技术，也是为了革命胜利。
号召大家要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那样，向文化进军。
首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193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南京、武汉、西安、兰州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进一步加强新疆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在新疆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10月10日，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自陕西乘飞机经兰州飞抵迪化，同盛世才进行了多次商谈，于1937年10月间在迪化南梁正式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中共中央决定滕代远出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1937年11月27日，陈云和王明、康生同机离迪化回延安。
滕代远接任陈云职务，担任中央代表，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滕代远除了办好新兵营外，还几次与盛世才和省政府进行联络、交涉，协商同意支援我八路军羊皮大衣五万件，汽车十辆，高射机关枪十二挺，子弹十二万发。
1937年12月，党中央令滕代远返回延安。
12月底，滕代远同西路军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等从迪化坐飞机到兰州，然后坐汽车，带着4挺高射机关枪、2万发子弹和400公斤西药经西安回到延安。
二，陈云滕代远新疆星星峡迎接西路军
通过学习滕久昕先生的《扑不灭的火焰》，使我对滕代远同志的生平事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革命先烈那种不屈不饶的革命精神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北京参加一个西路军“新疆新兵营”后代的聚会中，见到当年曾在新兵营汽车队学习生活过的老红军李春林同志，身体依然健康，头脑依然清晰，虽然年岁大了，仍然坐在轮椅上兴致勃勃的参加聚会，他给了我们年轻一代人巨大的鼓舞。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两万余人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
11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路军，并同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成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卓然、李特（以上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等11人。
陈昌浩主席兼政委，徐向前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副总指挥，李特参谋长，李卓然政治部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正式成立。
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同河东的红军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国民党军队隔断，行进中粉碎了国民党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堵截，舍生忘死，奋战顽敌，杀伤敌军两万余人，在弹尽粮绝、力竭无援的情况下，依然不屈不挠，英勇奋战，为中国革命历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由西渡黄河时的两万余人，锐减到二千余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西路军的状况十分着急，早在1936年11月底，苏联首都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通知陈云：“我们刚接到中央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报，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国民党军的重兵阻击，连续作战，部队损失很大，形势严峻，现正向新疆方向前进。
中央指示我们迅速设法从新疆接济”。
王明接着说：“中共代表团决定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新疆，负责接送武器和人员的任务。
任命你为团长，有军事才能的滕代远为副团长，成员包括电台报务员段子俊、译电员李春田和翻译冯铉”。
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设宴招待了陈云、滕代远等代表团成员，并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点什么？陈云和滕代远提出西路军进入新疆后缺少武器、弹药。
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联共中央领导，答应送给他们九十辆坦克和九十门大炮。
这个决定让中国同志十分高兴。
1936年12月8日，陈云、滕代远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留克斯国际公寓，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与当地克格勃系统的军人接上头。
在这里脱下西装，换上苏军的棉袄与皮衣，秘密到达苏联边境霍尔果斯，等待进入新疆。
父亲在《我的回忆》里写到：我们乘火车到阿拉木图中苏两国边境，在苏联红军一个营长家中住下，过了四个月，不能出门，不能理发。
陈云这时鼻孔出血很厉害，送到医院去住了半个月。
回来后，陈云发现大家很不习惯吃每天从驻军食堂打回来的饭菜，商量后决定自己动手做饭。
请房东夫人帮助外出买菜，滕代远负责掌勺炒菜，偶尔还炖一锅红烧肉改善一下，李春田负责焖米饭，段子俊烧火，冯铉洗碗。
不仅使大家改善了伙食，而且使这个小集体充满着革命家庭的气氛。
时间长了有时也想看看电影，苏联内务部就派人接上他们五人去看电影，为了保密，偌大的电影院里只有这五位中国人。
就在等待的时间里，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

1937年2月20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人电报中指出：“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其原因正如彭、任所述。
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主持，在祁连山的石窝山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作出决定：（一）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二）所余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区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王树声、李特等7人组成，李卓然任书记。
将三十军余部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率领向西游击，总队直属部队所剩的几十名领导干部随左支队行动。
将九军和骑兵师余部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率领向东开展游击行动。
当晚，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同志率领下继续向西行动，23日到达一个叫塔实的村子，无线电老战士宋侃夫、王子纲、刘寅、荆振昌、徐明德、贾善等人用手摇发电机发出微弱电波，千方百计和延安联系，使用当时仅有的一部电台向党中央请示：说目前剩下几百人了，是进新疆还是到蒙古去？巧的很，电报一叫就通了。
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汇报了情况。
这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日中共中央回电指示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前进方向是新疆或蒙古，设法去新疆，并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去迎接”。
消息传开，全军欢腾。
左支队研究后立即决定向新疆前进。
3月27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
4月中旬左支队出甘肃跨出祁连山，4月18日，在苏联边境焦急等待的陈云、滕代远突然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电报，要他们五人“急速前进，立即按原计划到新疆接救西路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队伍，以便回转国内”。
他们即刻整理行装，准备出发前往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同）。

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从开始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中央电报时指示他们迅速设法从新疆“接济”，到现在的“接救”表明情况十万火急。
父亲回忆说：“接到指示后和陈云同志一同昼夜兼程向迪化进发。
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共六个人一同到了迪化”。
4月20日西路军接到毛泽东、朱德同志指示：“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
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等人）在该地迎候你们”。
4月24日李先念、程世才等率领左支队攻打安西县城，与敌激战一夜未果，逐退向红柳园子时，途中又遭敌人骑兵的堵击，一直尾追不放。
西路军在红柳园与顽敌进行了一场最后的厮杀，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到26日晚仅有420人突围。
战士们夜晚沿着电线杆一直往西走，忍饥挨饿于月底先后到达星星峡。
这些人员中有军、师干部十多人，团营连干部约七十人，班排干部很多，战斗员都是三年以上的老兵，党团员有二百六十人左右，还有无线电专业人员、译电员和医生等技术人才约五十人。
星星峡位于甘肃、新疆交界处，是群山中间的一个峡口，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新疆通往内地的重要关口，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路口，到了星星峡就算进入了新疆。
虽然是重要之地，实际上只有几十间黄泥土房，居住有二十几户农民。
虽然是五月份了，天空不时还飘着雪花。
说到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新疆督办盛世才。
他曾留学日本，是东北军的军官，受到张作霖部属郭松龄的赏识，再次被派往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作战科长。
1930年受聘进新疆，开始是个上校参谋，后任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处长。
1933年4月，使用武力夺取了新疆最高权力，自封为新疆“督办”，当上了土皇帝。
为了保持在新疆的统治，他伪装进步，向苏联寻求援助。
1936年，盛世才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巩固了他对新疆的统治。
陈云同志说过：“盛世才是个军阀，而且有很大的野心。
他与苏联及我党建立联系，在他是想借助苏联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那段边界线的平安；在我们是想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与人员往来的通道”。
父亲在回忆迎接西路军情况的文章里也对盛有所评价，他说：“也可能对盛估计过高了，我们一直认为不能对盛估计过高，那人就是个政客、军阀”。
出发前，盛世才提出：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要放下武器，以免出事。
父亲回忆说：“陈云同志为此坚持斗争很久……（西路军）到这里不容易，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
这一斗争的胜利，为西路军余部在迪化开办新兵营奠定了十分有利的基础。
1937年4月29日凌晨，陈云和滕代远以及代表团成员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还有一位盛世才派给的苏联顾问，带领盛世才手下一个营的部队分乘四十多辆汽车，满载着服装、食品和药品，前往星星峡迎接红西路军。
车队途经哈密时，同当地军阀尧乐博斯（哈密地区警备司令）的部队发生过战斗，将他们击溃，扫清了前往星星峡的道路。
原西路军战士吕黎平（西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回忆说：“我们刚一到村口，就见到两个穿便服的人快步走了过来，定神一看，原来是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
大家象虎口余生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一齐拥上前去热烈地和陈云、滕代远同志握手，一时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陈云同志告诉大家，党中央从延安给他发去急电，指示他和滕代远等五位同志火速由苏联进入新疆，接应突围的西路军同志们。
滕代远高声说：“我们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这里迎接你们的，你们辛苦了，受罪了，现在又回到自己家里了”。
当滕代远和吕黎平握手时，站在一旁的李卓然向滕介绍了吕黎平。
滕代远松开手后退一步，上下端详着吕黎平说：“吕继熙？不是吕继熙吗？”原来吕黎平叫吕继熙，滕代远1934年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时，吕继熙在军委作战科，经常接触。
此时在这种特殊场合见面，心中五味杂陈，父亲紧紧楼主了吕黎平说：“小吕，你受苦了，你们都受苦了。
”
老红军战士杨南桂回忆：“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从迪化来到了星星峡，他们微笑着向同志们招呼，并亲切地握着每一个同志的手，战士们跳跃着，欢呼着，真象一群被引入了歧途，历经了艰难危险，忽然扑入母亲怀抱的孩子一样。
很多干部和战士在紧握着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的手时，一边笑一边眼眶里流着泪水”。
这一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西路军部队集合后整齐地站成方阵，请陈云同志讲话。
陈云同志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对大家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和壮大起来。
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
”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热泪滚滚，欢呼雀跃。
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黄火星回忆：“党中央的关心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陈云同志在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大家听了更是兴高采烈，使我们这些从祁连山荒原僻野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出来的红军战士，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
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完话，我们卸下车上载来的东西，这都是我们所最需要的，每人一套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的哈密瓜，我们立刻分发下去，穿戴起来，并剖开哈密瓜欢乐的大嚼。
”随后，为这些红军战士就地补充了二百支步枪、二十余万发子弹和两挺轻机枪。
路上又发给每人新疆币一万两（相当内地一千个铜元）作为零用钱，大家非常高兴。
针对西路军官兵身体十分虚弱的状况，陈云同志要求他们：“有什么话，有什么事，以后慢慢再讲，你们先给我执行两个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
”父亲和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几个人则到处张罗米饭、蔬菜、鸡蛋和设法买来新鲜的牛羊肉，盼望着战友们的体力得到恢复。
1937年5月1日下午，西路军左支队四百余人在陈云、滕代远带领下，坐车向迪化驶去。
经过几天的行军，5月7日到达迪化西南十余公里的红雁池。
暮色徐徐降临大地，四十辆军车趁着夜色驶进市区，停在西大桥附近一个名叫阜新纱厂的院子里。
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纺织厂，里面各项设备、条件都不错，建成后尚未启用，先给西路军的同志们当营房。
（七月下旬转移到东门外，今五星路）。
西路军进疆是秘密的，既没有搞群众迎接，也没有开欢迎会。
陈云同志请示中央同意，取消左支队番号，成立总支队，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政治处主任姚运良，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新兵营”。
从外表看，这个营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一多半是南方人，个子都不很高，确实象一营“新兵”。
可是，他们虽然年轻，大部分人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战士。
三过雪山草地，转战河西走廊，攀越祁连山，跨过冰山绝壁的红军西路军一部分。
入住营房后，主要的工作是休息，检查身体，治疗伤病，逐渐恢复健康。
在伙食方面，每天都有大米、白面，盛世才还关照副官每天送来七、八只肥羊。
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五十两新疆币，陈云同志认为：这点菜钱是不够的，和滕代远商量后，决定拿出他们俩的津贴，又给每人每天增加菜金一百五十两新疆币，还要求保证每餐能吃到新鲜豆腐。
在生活上每人又发了两套衣服，每人每月再发五千两新疆币作为零用钱，可以自己购买袜子、牙粉、肥皂等物品。
过端午节时，又给每人发了一万两新疆币作为零用。
天气变冷后，每人又发放了皮大衣、皮鞋、皮帽子、长短毛毡靴。
部队休整期间，陈云和滕代远特别注重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
开始，部队的情绪不很稳定。
他们深入到干部、战士宿舍里，与这些同志谈心，了解思想状况，分别找了三十多位团以上干部进行个别谈话，初步摸清当前的主要问题。
陈云、滕代远决定：在迪化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而“把党的新政策及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七次大会的报告，先向他们传达，以便首先在党的政策上面去团结他们”。
这种办法的实施，在指战员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原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喻新华回忆说：陈云同志“做思想工作，常用摆龙门阵的方式。
有时他提出问题，同志们答不上来，他做解释或答问。
”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西路军这只队伍，开始由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负责组织学习，每周给干部作两三次政治报告，以后就是邓发同志，再后是陈潭秋（化名徐杰）同志。
学习期间，邓发、徐杰同志不止一次宣读过毛泽东同志从延安给西路军同志们写来的信，每封信充满着对西路军战士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根据党中央指示，要求这些同志要学习飞机、坦克、火炮、骑兵、无线电、文化等知识。
文化方面在“新兵营”开设了语文、算数等基础课程，后来还增加了中国近代史、地理、物理等课程。
当时师资缺乏，为了解决困难，陈云同志和父亲都亲自给部队上课，陈云上政治课，滕代远上语文课，冯铉和段子俊也都担任教师讲课。
原二六七团卫生队队长袁彬在回忆文章里写到：“滕代远同志当时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中等个儿，稍有些胖，着一身西装，脸上露着笑容，隐隐挂着几缕军人的威严。
……当看到我们这些经过长征、刺刀见红的青年战士，竟连一些常用字还都不会写时，显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庝爱和心焦。
…… 滕教员每天在我们三大队讲一小时语文，尔后到其他大队去讲课。
从认字、写字，到语法修辞和写作、读报，他都细心讲解，直到我们听懂为止。
晚上，他还要为我们批改作业，对的划个红圈，错了的打个叉，并在旁边注上正确的，我们常见到他窗前的灯光夜深不熄。
”
原西路军战士冉正全同志回忆：“经过学习，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大家在文化学习中比较认真，比着学、赛着学，白天黑夜都在学。
营房的墙上、食堂里贴满了生字，甚至在沙土地上都用树枝写上了不少生字。
那种热火朝天的劲头真象战场上冲锋陷阵一样。
”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八路军总部代表周小舟前来迪化跟盛世才商谈设立办事处事宜。
征得盛世才同意后，10月10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南梁成立，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办事处由中共驻新疆代表主持，陈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是第一任主任。
11月29日，陈云和王明等人返回延安，接替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之后由滕代远接任，担任中央代表和办事处主任。
父亲在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期间，除了办好新兵营外，还几次与盛世才和省政府联络、交涉，努力争取到支援我们八路军羊皮大衣五万件，军用卡车十辆，高射机关枪十二挺，子弹十二万发。
1937年12月，党中央令滕代远返回延安，中央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由邓发接任。
“我很想回延安。
”这是父亲发自肺腑的心声。
1934年7月父亲受党中央委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年零五个月。
国内发生了许多变化，父亲在苏联学习到丰富的革命斗争知识与先进的军事斗争本领，迫切地想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他不愿意学俄文俄语，不愿长住莫斯科的高楼大厦，也不愿意吃面包、穿西服，更不愿意在那里找对象结婚。
和陈云同志一起默契配合，完成迎接西路军同志的任务后，他确实想念延安，想念在那里的革命战友了。
依依不舍的与西路军“新兵营”的战友和同志们握手告别，向接替他的邓发同志交代了工作，随后与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黄火青、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登上了迪化至兰州的飞机。
盛世才表现很客气，还到飞机场送行。
安全到达兰州后，转乘汽车途经西安回到延安。
从新疆回到延安，正好赶上1938年的春节。
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这些同志。
根据1987年访问宋侃夫同志谈话记录中记载，毛泽东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牺牲奋斗的，是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现场安静极了，掉根针都响当当的。
顿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又讲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工作上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
中央也有责任嘛！
……你们没有责任。
当时，你们不听张国焘的话，听谁的话呀？”被接见的西路军同志听到此处，已经泪眶满盈。
毛泽东点燃一颗香烟，话锋一转高声说：“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的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我们绝不能这样看问题。
……责任在张国焘，有错误也是张国焘的，同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是好同志，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
随着毛泽东向前一推的手势，在场的西路军领导同志激动的鼓起掌来。
这次接见前，毛泽东同志还单独接见了滕代远，认真听取了父亲的汇报。
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感觉特别亲切，心情也特别快乐。
主席先问了我一些情况，就当面要我就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工作。
我当时向主席声称，我做不了参谋长的工作，主席还是决定要我干起来，参谋长前面不要‘总’字，和他分管八路军和新四军。
我就再没有说什么话了，表示服从命令。
”父亲回忆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战友间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也是对圆满完成迎接西路军同志任务的肯定。
随后，父亲走上责任更重大的岗位，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下，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
西路军回到延安的同志们经过短期学习、休整，委以重任后相继走上领导岗位，继续发挥着革命作用，编织出一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壮丽画面。
三，滕代远为毛泽东首次访苏专列添乘
毛泽东酷爱走动，全国各地都喜欢去看看，但却不喜欢出国。
许多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像朝鲜的金日成、印尼的苏加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以及非洲、欧美等国家的元首不止一次地邀请他去访问，都被婉言谢绝了。
他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
一次乘火车，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去了89天。
另一次是1957年11月2日，乘飞机去苏联。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之所以能够成行，一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按照毛泽东的性格，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想做的谁说也不一定行。
1948年4月，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又派特使苏共中央资深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中国，专程到西柏坡见毛泽东。
他们二人会谈了好几次，双方介绍了本国的情况，并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彼此之间交换了各自的看法。
这次与米高杨谈得并不顺利，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苏联人没有明确表态，毛泽东为此十分生气。
这次米来中国，一是摸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苏。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邀请，鉴于当时正忙于指挥国内三大战役，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他对米高扬说：“请你回国转告斯大林同志，当我们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大概在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时，我们再前往苏联访问比较合适。
”
1949年3月，斯大林派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柯瓦廖夫和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齐赫文斯基来华见毛泽东，再次转达了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苏的口信。
毛泽东当即决定先派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
决定亲自出访后，毛泽东向警卫处长汪东兴交待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
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做宣传。
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
”
一)
1949年初冬的一天，夜幕笼罩着北京城。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内的灯光明亮。
周恩来这些日子除了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外，还在策划着一个重大行动——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
1949年11月1日，北京至满洲里间开行了直达列车，这为毛泽东的出访奠定了基础。
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也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出国。
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位巨人的身上。
因此，更为世人所瞩目，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推门进入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指沙发：“请坐，坐下谈。
”
“怎么样？把情况凑凑。
”
罗瑞卿随身取出一张地图铺在茶几上，语气庄重的汇报到：“东三省解放早，日本人在那里统治时间长，有不少土匪在铁路沿线出没。
河北省相对安全一些，毕竟是老根据地嘛。
”
周恩来问：“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
“根据总理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落实。
先组织部队对东三省沿途匪徒进行了清剿，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同时，从总参调动了三个军的部队保护铁路，专列经过的铁路沿线每隔几米就有一个部队哨兵。
还加派了巡逻部队沿线巡视，不许外人接近铁路。
可疑人员哨兵要进行盘问，必要时予以扣留。
”
“好！
”周恩来听后夸奖到。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要一丝不苟，千万不能有丝毫马匹大意。
同时也要相信、依靠、发动人民群众。
”
杨奇清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做好主席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
”
周恩来最后说：“国家安危系于一身啊！
一定要做好主席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
”
罗瑞卿多年的公安工作生涯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毛泽东的安全。
在这项工作中，罗瑞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罗瑞卿这个人考虑问题细致，很有魄力，解决问题快，该办的马上就办。
特长是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为了保卫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他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缜密无懈，做到了万无一失。
人们都说罗瑞卿就是毛主席的一个大警卫员。
毛泽东曾风趣地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这充分表明他对罗瑞卿的信任。
在毛泽东出访前夕，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其头子毛人凤主持下，精心策划了一个颠覆专列的详细计划，企图暗杀毛泽东。
毛人凤精心策划的这场阴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保密局北平潜伏电台特务、刚被提升为少校的计兆祥，情报反映最近他们的活动十分频繁。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那个国民党潜伏电台侦破了没有？这个案子我已经向主席作了汇报。
主席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
’”
“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除掉这个隐患！
”罗瑞卿、杨奇清两位部长一起回答。
汇报结束临走时，周恩来又叮嘱说：“你们二人和滕代远要随卫主席到满洲里。
平常每隔四个小时向家里通报一次，遇有重要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
时隔不久，一架无国际无标志的飞机低低盘旋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村上空。
两只降落伞从飞机尾部缓缓落下。
他们刚一落地，就落入我方监视人员的枪口下，束手就擒了。
这二人就是由毛人凤派来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破坏暗杀活动的特派员。
从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仪和炸药等特务用品。
这两个人名叫张大平、于冠群。
就在公安部长的轿车驶出中南海的第二天，铁道部长滕代远应召而至。
轿车还未停稳，性急的滕代远开门下车，快步登上西花厅台阶。
周恩来已在门口迎接：“滕代远同志，快到屋里坐。
”滕代远进门一边脱大衣，一边关切的对周恩来说：“总理，你可要注意身体呀！
”
周恩来揉揉眼睛岔开话题：“罗瑞卿和扬奇清昨天来和我商量了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会同总参作了妥善的安排。
铁路方面的安全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
“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方案，不知是否妥当？”
“你来说说看。
”
滕代远开始汇报：“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大审查，大调整，大清理。
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有一个可疑分子。
这次行动，由铁道部直接向北京、东北两个铁路局具体部署，各地党委、省市委一把手统一执行，统一行动，向部里直接报告。
”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精心部署，分段负责，严格保密，内紧外松。
”
滕代远记录下内容后，继续汇报：“其次是整顿设备，对全路一切设备包括车、机、工、电、辆，动员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列车随时处于完好状态。
第三，专列由我们负责检修，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探测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式警卫，印制《特许通行证》，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
周恩来插话：“代远同志，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车库看看车。
主席在车上要呆几天几夜，一定要搞得舒适一些。
”
听说车上给主席准备了软床，周恩来说：“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一生睡不惯软床哟！
赶快换一张藤床，要平直又有弹性才行。
这件事你要亲自去落实。
”
“是！
”滕代远以军人的口气回答，然后继续汇报：“第四，铁路沿线及桥梁、隧道内外由总参派部队负责警卫。
地方驻军派出警卫部队，每一个电线杆设武装岗哨一名，实行岗、哨联防。
并派出机动巡逻队加强沿线的巡逻，不准任何人接近铁路；第五，专列由三列火车组成，可根据情况随时调整发车秩序和时间，各列车之间装有军用无线电话，与专列指挥台保持联络。
”
“这些措施很必要，兵不厌诈嘛！
”周恩来赞许道。
“第六，为预防事故发生，在运输调度上作到专列未通过之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必要时就近入站待避，专列过后，重新编组开行。
”
听到这里，周恩来又叮嘱道：“还是要相信、依靠群众。
不能一说提高警惕，眼里处处都是敌人。
不然的话，我们的车刚开过去，老百姓就在后面骂娘。
这是个政策很强的问题，一定要掌握好。
”
滕代远点点头说：“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办。
”接着继续汇报：“第七，要严格保守秘密。
铁道部规定专列代号为9002，公安部罗部长他们规定专列为李得胜专用列车，在电报电话上使用，便于上下联络。
沿途各站规定旅客不准进入站台。
”
周恩来郑重补充：“为了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一律不许进站迎送。
从北京出发时，中央领导也要减少送行人员。
”
滕代远最后汇报说：“第八，在保卫工作上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铁路公安部门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
出发后听从扬奇清副部长的指挥。
”
周恩来对滕代远的汇报感到满意，强调说：“代远同志，铁道部由你亲自挂帅，直接向北京、天津、东北铁路局具体部署任务。
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向各中央局、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报告，你是中央委员，各地要将执行落实情况统一向你报告，由你向我汇报。
”
二)
1949年11月下旬，滕代远召集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处长任远二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访苏专列安全保卫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在一周内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为了做到保密，不再召开专门会议，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统一的通讯设备，开始各项准备工作的贯彻落实。
一天，北京列车段张志英突然接到一个通知，立即到西城区六部口一个大院开会，接受一项重要任务。
张志英和列车段的有关同志按时赴会。
会议在大院内的一间平房召开，到会的有北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刘英才、北京铁路分局和几位列车段的领导。
分局党委组织科科长言兆主持会议，他说：“有个专列任务由在座的各位担当。
这不是一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好。
”
言兆开始布置任务：“这次专列任务的运转车长和客运车长由张志英一人担任；餐车主任由北京站人事主任孔福增担任；厨师由旅行服务所王玉林担任；行李员由北京站客运主任王英贤担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布置任务的声音。
任务宣布完毕，人们低头轻声议论起来，平常专列任务由列车段领导布置，由列车员和列车长担当。
这次是路局、分局领导直接布置，工作人员都是各单位的中层干部，此事实属罕见！
“大家安静一下，我再宣布几条纪律。
”言兆向大家摆摆手说：“不准单独外出活动，外出一律请假；在备勤的时间里不能回家，统一住在珠市口行车公寓待命；吃饭、睡觉和洗澡都要统一行动。
”
散会后，言兆找到张志英十分关切地问到：“东北方向最远的去过那儿？”“山海关。
”听了张志英的回答，言兆拍拍他的肩膀关照说：“这次道儿远，多穿点衣服。
”
这些人不愧是在铁路干了多年的老同志，他们懂得“知者不说，不知者不问。
”的规矩。
虽然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回去后都在默默地做好各自的准备工作，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这趟编号为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
设备十分高级，蒋介石还没有坐过，就在解放战争期间被我人民解放军缴获。
专列备有一节嘹望车，挂在列车尾部，镶有落地的大玻璃窗，四周挂有墨绿色的窗帘，拉开窗帘，车外的风景一览无遗。
还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
除了几节软卧车厢和高级餐车外，毛泽东乘坐的车厢里，会客室、卧室、浴室一应俱全，还可以随时在行车中洗浴，可谓十分舒适。
在滕代远的监督下，为了防寒保暖，铁路技术人员加强和改造了专列的保温设备，配备了专用取暖锅炉，检修了各类暖气和管道，车厢内温度可以自由调整。
地上铺了加厚纯毛红色地毯。
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取消了原来的软床，换上了一张既有弹性又平直的单人藤床。
会客室放有一张既可办公又可当餐桌用的四方桌子和一套沙发。
11月26日，任远带人到北京铁路局东郊车库，同部队派来的工兵一起用雷达探测器对车厢进行了逐个检查，然后贴上封条，派警卫部队武装看守。
车辆检查完成后，又对选好的乘务人员逐个审查。
审查完由北京铁路公安处和北京铁路局党委负责人签字，报铁道部备案等待最后批准。
主要工作人员均由任远进行个别谈话，告知注意事项与行车纪律，强调了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和高度保密的必要性。
经过谈话和开会讨论，大家斗志昂扬，个个争取立功，一致向党表示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在出发前两天，还进行了任务预演，铁道部、铁路局来人检查后，都感到比较满意，整个专列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了一级待命状态。
11月底，滕代远亲自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
一天傍晚，滕代远陪同周恩来一起到车库进行视察。
周恩来认真地检查着车上的各项设施，甚至到为主席登车时准备的一块木板都站上去试了一下。
周恩来对铁路方面的准备工作感到很满意。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寿辰。
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一个主要任务是为斯大林的70岁祝寿。
有关部门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包括工艺品有：湘绣斯大林元帅全身像、杭州丝织斯大林像、江西瓷烧斯大林像、江西景德镇24头西餐具、福建的漆器、北京铜底烤瓷寿盘、康熙青花大瓷花瓶、景泰蓝五件套茶具、紫铜火锅、杭州刺绣、湘绣被面、枕套及各种纺织品、布料等；
象牙制品有雕刻宝塔、女英雄像、龙船、象牙球、八仙造型像、筷子等；
还带有一些当时苏联紧缺的蔬菜、水果。
有山东黄牙大白菜、萝卜、大葱、鸭梨各5000斤；西湖龙井、安徽祁门等名茶2000斤；江西南丰蜜桔1000斤，冬笋500斤；贵州茅台酒及上海名牌香烟。
由于正值冬季，这些东西很难找到，且要的量又大，还要保证质量。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北京局和列车段领导向工作人员布置任务的同一天，前门火车站运转室接到“代号某某号和某某号行李车在你站停留待命，由你站负责车内保温”的命令。
新中国诞生前后，前门火车站多次担当重要列车的接送任务。
车站员工对此习以为常，但这次有所不同。
车站各股车道中只有第二道有保温设备，调车人员每天凌晨五点将装有白菜、大葱的行李车从第二道拉出去，为当日运营腾出车道。
晚上，一天的运营结束后，再将两车调回二道。
一天最少一出一进，遇到运输紧张时，调车机要往返数次作业。
调车员平时调运的车辆，一般几个小时后就由机车牵引走了，而这两节行李车整整放了一个星期，又调出又调进，不免引得职工发些牢骚。
三)
1949年12月6日，北京一连几天都下起鹅毛大雪，天气显得很冷。
下午，周恩来向铁道部长滕代远发出命令：专列于当晚9时由北京出发。
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铁路职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下午4时许，冯纪和任远首先进入停放在大库内的专列，向工作人员传达了出发命令。
晚6时，在前门火车站的站台上分别静静地停放着三列火车。
第一列是前驱列车，由5节车厢组成，车上有50名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和一部分铁路工作人员。
第二列是本务列车，由10节车厢组成，上面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随卫。
第三列是后卫列车，也是由5节车厢组成，除有50名警卫部队战士外，在两节行李车上装有各种礼品及蔬菜、水果。
各列车均装有大功率军用无线电台，随时保持联络。
滕代远在晚7时先到车站，随即上车进行检查，认为很好。
晚8时，周恩来在罗瑞卿陪同下上车视察，认为满意。
12月6日晚饭后，毛泽东带上随行人员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以及医生、厨师、警卫人员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共九人，晚8时由驻地中南海丰泽园分乘三辆汽车出发，8时30分到达前门火车站后，随即登上列车。
陪同毛泽东访苏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交通部部长、苏方总顾问、铁路专家柯瓦廖夫。
护送毛泽东到边境线的中方同志还有李富春、李克农、余光生、毛岸英等同志。
到车站送行的中央领导同志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及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他们送后随即乘车迅速离去。
毛泽东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走下汽车，健步走向专列，微笑着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频频致意，而后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
车门两侧分别由罗瑞卿、扬奇清、冯纪和任远守卫，使别人从侧面无法看清毛主席登上了哪节车厢。
整个车站站台上异常肃静，没有一个闲人和走动的人员。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
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的任远，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
要不要认识一下？”毛泽东笑着说：“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我们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
”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望着周恩来深情地说：“家里的事你要多辛苦了！
”
“主席，请放心。
家里的事我们会及时发电报向您请示，请您一路保重。
”
“我们莫斯科见！
”毛泽东以这句话结束了谈话，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周恩来走下专列，又把滕代远、罗瑞卿等人叫到一起语气严肃地说：“主席可就交给你们了。
一路上要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啊！
”坐上汽车后，周恩来又摇下车窗对他们说：“我在北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
周恩来的汽车悄悄驶出车站。
忽然，站台另一端传来一个女人争吵的声音，任远闻讯后立即赶过去。
原来是江青此时要进入站台送行被阻，正在十分生气的同警卫战士争辩。
任远向哨兵出示了《特许通行证》后说：“让她过去，有问题我负责。
”卫兵这才放行了。
任远陪着她来到毛泽东的车厢。
江青一上车就抱怨说：“主席，你走也不说一声，我正在开会。
”毛泽东答：“今天上午规定谁也不来送行，所以就没有给你讲。
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
10分钟后，江青从车上下来，已经是雨过天晴，笑容开绽了。
走到出站口时，还不忘用眼瞪一眼刚才站岗的那个卫兵。
12月6日21时，毛泽东乘坐的代号为9002的专列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
就在半个小时以前，停在第二站台的前卫列车已经发车。
专列机车司机应由天津机务段段长边光辉担任，但从北京开车时，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郎觉民亲自担当值乘任务，他凭着熟练的技术驾驶着“毛泽东号”蒸汽机车，牵引着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稳稳当当地以时速80公里速度行驶在北宁铁道线上。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最重要的专运任务。
毛泽东乘坐火车出国，是铁路职工最崇高的荣誉。
铁路沿线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密，沿途铁道两侧，每一个电线杆旁都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背向铁道站岗，因为北平刚刚解放，保卫部门心里没底，安全保卫工作实行的还是人海战术。
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
毛泽东乘坐的本务列车由10节车厢组成，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三人同毛泽东乘坐一节公务车，其实这辆车也是一辆嘹望车，一般都挂在列车的尾部，这次为了安全起见，加挂在倒数第3节。
这节车共有4个房间，毛泽东用中间的一间，前面一间稍微宽敞的是会客室，叶、汪、李3人用后面的两间。
陈伯达和师哲共用一节公务车；
滕代远和罗瑞卿共用一节公务车；
其他人员都分别乘坐头等卧铺车，主列还包括有餐车和行李车等。
按规定为了保密，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均安放妥当，没有按叫人铃不必进去。
冯纪和任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准备休息，他们举手敬礼说：“报告主席，我是……。
”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你是冯纪，你是任远，我们已经认识了么。
”稍顿，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任远，任重道远。
好啊！
刚才还是你给江青同志解围的呢。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
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专门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叫他们把公家的东西好好收起来。
他从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掂了掂说：“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毛泽东对生活琐事如此认真，公私分明，使得工作人员对他肃然起敬。
列车前方到达天津车站，停车后警卫的同志上来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
罗瑞卿听后大怒，“简直乱弹琴！
”
杨奇清也说：“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罗瑞卿嗔怪说：“你们的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待？”
这时，站在一边的李克农叫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
后来查明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
在铁路内部严格的检查中，天津铁路局管内的杨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这些都已及时被排除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量一下，决定临时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
离开时，罗瑞卿说：“我下去后，车上的警卫工作你多费心，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
”“罗部长你放心吧！
”杨奇清顿时感到责任重大。
罗瑞卿带人在天津下车后作了认真的追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认定是无意丢弃的。
这是后话。
列车在唐山站停车，进行加煤上水作业。
铁路工作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旅客和当地老百姓头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车厢，还挂着墨绿色的窗帘，许多人在候车室通过玻璃窗向站台观望着。
运转车长张志英像往日一样走下车，从列车尾部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他无意中抬头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难以想象来。
再定眼一看，啊！
他惊喜的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
”此时此刻，多日不解的疑团烟消云散，周身的热血在沸腾，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
他暗想：一定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做好专列的运转工作。
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由于车上设置了专用煤炉供暖，车厢内仍然温暖如春。
为了检查车厢的温度，张志英轻轻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主席，但主席还是发现他进来了。
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
毛泽东望着这位年轻英俊的列车长点头示意。
为了不打扰主席看报，张志英查完温度后依依不舍走出车厢。
四)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
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山海关车站停车，加煤上水并更换机车，机车乘务人员在此换乘，从北京到山海关这段的专列任务圆满完成，下一段是由天津机务段段长边光辉担当司机了。
毛泽东早已起床。
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他的心情好极了。
听说专列要停车半个小时，就要下车看看有名的“天下第一关”是个什么样儿。
警卫人员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作任何警卫部署。
一转眼的工夫，毛泽东头戴皮帽，披着皮大衣已经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
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等人赶忙走上前去，问主席冷不冷？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
”边说边走，大家紧跟在他的后面。
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体一出现在天桥上，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无限欢乐！
“毛主席坐我们的火车出国啦！
”“我们给毛主席开火车哪！
”专列上的同志们此时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乘坐火车出国访问，一股无法形容的暖流传遍周身。
因为山海关是关内外铁路分界线，全部机车都要换乘，早些时候开出的前驱列车也停在前面。
警卫部队战士们一个个从窗口望见毛主席，心情真是无比的幸福和激动。
毛泽东站在天桥上，迎着微微的北风随口吟出：“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
”说罢，他看见不远处的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的大字时，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
因为毛泽东知道传说是康熙亲笔写下的字迹，同时也是一处名胜古迹。
“天下第一关”始建于明初，是万里长城的名关险隘。
雄伟的箭楼耸立在关城东门高大的城台上，南侧建有牧营楼、靖边楼，北侧建有临闾楼、威远堂。
这些建筑在古长城上相互守望，气势恢弘。
因为事先对此毫无准备，滕代远颇为犹豫。
主席的心情甚好，要去看一看也不好劝阻。
同意去吧又怕不安全，滕代远问任远：“有没有小汽车？”任远回答：“没有准备汽车。
”毛泽东说：“那就算了。
”毛泽东又问：“听说孟姜女坟也在此地？”任远报告说：“没有坟。
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毛泽东笑了笑说。
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
专列重新启动，边光辉紧握操纵杆手把，驾驶着机车平稳驶出山海关站台。
笔者在采访中，从当时在铁道部工作后来曾任北京铁路局党委第二书记的林一同志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的专列从前门车站发车前半天，她和同志们都从办公室到车站看守道岔，每一组道岔都上了锁，并派专人看护。
把各种有问题的旧铁路留用人员集中在一间屋里进行学习。
她还回忆到：当大家听到毛主席的专列平安驶出山海关分界线后，在站长室里值班的各级领导都十分高兴和激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不约而同欢呼起来，有一个叫郭恒顺的副站长甚至在地毯上还翻了一个跟头。
毛泽东回到车厢坐定，问翻译师哲：“罗长子怎么不见了？”师哲把杨奇清通报的情况向他报告，毛泽东听后说：“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过去，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过：“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这句话充分表明他对罗的信任。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有些神秘地看着师哲：“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
“什么情况？”师哲听后一楞。
见师哲一脸疑惑，主席慢慢道来：“怎么岸英也在车上呢？谁带来的？”
师哲知道毛岸英是李克农部长带来的。
因为岸英小时在苏联呆过，俄语讲得很好。
有他在身边，工作起来会方便些。
师哲把毛泽东的问询直言告诉李克农，李克农用手一指说：“你没看见苏联的大使和顾问跟车来了，有岸英在，工作起来方便。
” 但是，李克农心里也打鼓：毛泽东率中共高级代表团访苏，带上自己的儿子这算怎么回事儿？
他俩一同走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语气严厉地说：“不管是谁带来的，总之，不许让他过界。
”就是这个毛岸英，回来不久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这一天之后的11个月零18天，即1950年11月25日10时，敌机空袭朝鲜大榆洞镇的志愿军总部机关。
防空警报刚一解除，他不顾敌机再次轰炸的危险，第一个冲进作战室紧张工作起来。
这时，狡猾的敌机突然调转机头，扔下大批凝固汽油弹，洞内刹时被八百度的高温覆盖，变成一片火海，烈焰一时难以扑灭，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参谋、俄文翻译、毛泽东的好儿子毛岸英英勇献出自己的生命，年仅28岁。
山海关开车后不久，滕代远对刚上车添乘的锦州铁路局局长廖诗权说：“这一段车开的最平稳。
”廖诗权说：“别的局都不让老司机来，而让干部来开主席的专列。
”滕说：“为什么？”廖说：“干部心情紧张，技术也不行。
”“何以见得？”滕代远疑惑的问。
“我让技术好的老司机开车，由我亲自做动员，老司机认为这是政治上信任他们，所以车开得很稳。
如果由公安部门动员他们，他们肯定心情紧张，当然开不好车啦。
”滕代远听完哈哈大笑，说：“廖瞎子，你胆子真大！
”
李克农和毛泽东在车厢里闲聊。
李克农说：“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毛泽东：“哦”了一声，没有应答，好像在等李的下文。
“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不然这一天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你呀，给我上起课来了。
我和他不同，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
这回去莫斯科，我还要和斯大林谈谈你们情报方面的事情呢。
”
车过山海关不久，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2度。
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因为天气寒冷，冻裂了暖气管道，把几组暖气都冻坏了。
这可急坏了铁道部长滕代远，他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折腾了半天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
由于在行驶中不具备抢修条件，只好等到沈阳再修。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一面乘车还要一面工作。
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
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
绥中县委书记上车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话结束后，县委书记风趣地说：“我在绥中工作几年了解的情况，都让主席掏走了。
”锦州市市长也深有体会地说：“主席考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
滕代远见毛泽东找沿线党政负责人了解情况，就提前电令沈阳、哈尔滨铁路局的局长做好准备，并转告了余光生、庄林等人（分别担任东北铁路总局第二总局长和哈尔滨铁路局局长）。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
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他提出要陪送毛泽东到满洲里，主席没有同意，只好又下车了。
冻裂暖气管道的车厢到沈阳后，立即组织人员全力抢修。
结果因为没有配件，无法修复，只好挂车继续前行。
专列在沈阳站停留更换机车，换上了1861号蒸汽机车担当牵引任务。
这是一台1940年由日本制造的机车，在当时算是比较新的。
现在，这台蒸汽机车保存在满洲里的火车头广场供游客参观。
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处长冯雅斋奉命担当值乘司机。
开始他并不知道专列上是哪位首长。
在检查机车时，他见几位首长陪着一个穿皮大衣的人在站台散步，听别人说这就是毛主席。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心里万分激动。
他紧握气门手把，稳稳的开动机车。
这一次车上的人们都没有感觉到火车开了。
从沈阳开车后，毛泽东召铁路局局长黄铎上车谈话。
由于事先接到滕代远的电令，黄的心里有了准备。
毛泽东详细了解沈阳铁路局运输生产、管理以及职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特别是重点了解了中长铁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管理方法的经验。
毛泽东听后比较满意，指示滕代远：“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中长铁路的经验，可以在各铁路局推广。
”
车到长春站时，汇报结束。
黄铎向滕代远请示工作，滕代远说：“你们立即根据主席指示，认真进行总结，党委先好好讨论一下，然后发动干部职工一起动手，把经验集中一下，整理出来上报铁道部。
”“是！
”黄铎向滕代远敬礼后，转身离开。
专列驶过长春继续向北开进，一派千里冰封的景象映入眼帘。
从宽敞明亮的玻璃窗向外看，皑皑白雪覆盖着松嫩平原的黑色土地，银妆素裹，朔风呼啸。
再向远处看，到处是一派“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北国风光。
在哈尔滨铁路局分界站陶赖昭站，庄林奉命登上专列，向滕代远报到后，两人一同来到毛泽东面前。
滕代远报告说：“主席，这是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兼书记庄林同志。
”
毛泽东与他亲切握手，打招呼。
滕代远：“他原来也是八路军，后来改行搞铁路。
”
毛泽东说：“许多同志都要搞他们过去不熟悉的东西，这是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需要。
代远同志，你要带头学习。
”
毛泽东向庄林了解了哈尔滨局的运输生产情况和学习苏联铁路先进经验后，满意地说：“我曾说过，关键在于学习嘛！
”
列车驶到局分界线安达车站，庄林下车前，滕代远叮嘱道：“毛主席的话你要牢牢记住，我们都要加强学习。
”
沿线的车站、桥梁、涵洞、制高点、居民点、及所有易于隐蔽的树林、土包、暗道，都布置了岗哨。
铁路沿线两侧的每一根电线杆下都站有一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钢枪闪着亮光，他们背朝路基，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
毛泽东的专列出国和返回两次经过，警卫部队都是提前6小时到现场布控，车过去一小时后没有情况才撤岗。
列车经过3天3夜运行，于12月9日到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车站。
1900年4月，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从萨拜戈尔延伸进我国国境，俄国铁路人员跨过国境，他们把踏上中国土地称为“满洲里亚”。
1901年火车站建成后，即取名为“满洲里亚”。
后译成中文，逐将俄语尾音的轻音“亚”去除，即成为满洲里，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管辖，是我国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接口处，也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
车站南面是中国的长春铁路，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两国轨距不同，所以在这里要转乘苏方派来迎接的专列。
我们看到，一列墨绿色的苏联高级专列已停在站内待命。
滕代远进入车厢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满洲里到了。
外面太冷，请你在车上休息。
我先与苏联同志见面办理交接。
”
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嘛！
”
滕代远、杨奇清分别与苏联铁道总局负责人和苏方保卫部门负责人通过翻译进行交接，随即登上苏方列车，认真仔细进行查看，直到全部看完放心后，走下列车。
命令我方人员马上开始搬运行李等物品。
滕代远、杨奇清再次进入主席车厢，请毛泽东换车。
滕代远报告说：“准备工作完毕，请主席换乘苏联列车。
”“啊！
终于到了。
”毛泽东站起身来说。
随后在叶子龙帮助下，穿好皮大衣，戴上帽子，与秘书、翻译、警卫处长等人一同走下车来。
此时，苏方专列的车门正好对准我方车门，毛泽东微笑着与在场送行的同志们亲切握手，说道：“一路上辛苦了，谢谢你们。
”外面的气温已经是零下50度，但大家和毛泽东握手时，还是感到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
有人提议：“我们和主席合个影吧！
”毛泽东高兴的说：“好啊。
”大家怀着兴奋的心情，在毛泽东乘坐的车厢前站成一排，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毛泽东在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陪同下，登上苏方列车，并不急于走进车厢。
一直站在车厢门口向中方送行的同志挥手示意。
李富春、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还有余光生、毛岸英、冯纪、任远等人一字排开，向毛泽东举手敬礼，请主席进去。
毛泽东望着大家，依然没有动。
直到苏方列车长长鸣了一声笛，缓缓启动向北开出，大家把手高举过头顶，祝福毛泽东访苏顺利。
毛泽东在关了车门的玻璃窗里不断向大家挥手告别。
同志们站在原地未动，一直目送列车远去，直到消失在地平线上。
滕代远随即向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布置任务：要求有关铁路局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接主席专列返回任务，确保回国时的行车安全。
五)
周恩来率领颇为壮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于1950年1月9日从北京启程，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与斯大林的谈判，于20日抵达莫斯科。
随团到达的有李富春、叶季壮、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欧阳钦等人。
从周恩来托人带给邓颖超1950年1月12日写的信中，可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途中并不太冷，我的大衣有点太沉重了，且显得臃肿，但既穿身上，就不必再改。
过哈尔滨后，北满高原，气候转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产，恐大有影响。
闻兴安岭北，则气候特寒。
现已入夜，不能探知雪景如何了。
”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居。
1950年1月初，中越两国正式建交不久，胡志明主席就动身来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请求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越南。
周恩来在北京亲切会见胡志明后，二人分别以“大胡”和“小胡”的化名分别乘专列赴苏联莫斯科，与毛泽东、斯大林会晤。
这期间，毛泽东还要抽出时间处理国内的电报，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修改和批示。
陈云和薄一波在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1月7日的《财经旬报》中，向毛泽东报告了铁路建设的计划和铁路的修复情况，毛泽东看了颇为满意，他在给陈、薄的电报中写到：“各项计划均好，用军队修筑天兰、天成、成渝、滇黔、黔桂、湘桂诸线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
”
主席有时还要通过女翻译孙维世来与斯大林进行电话交谈。
一次，孙维世接到斯大林给毛泽东打来的电话，她很紧张，连说：“我听不懂，听不懂。
”斯大林这回没有发火，派人去叫正在克里姆林宫陪周恩来与苏方谈判的翻译师哲到自己的办公室。
斯大林说：“我在这里讲，你译给毛主席听。
”斯大林说一句，师哲翻译后通过电话告诉别墅那边的孙维世，再传给毛泽东，这电话打的挺费劲。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
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明确“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此项移交不迟于1952年末。
” 中苏两国签订友好条约的消息，随着电波传向全世界。
这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当大家从次日广播中和报纸上得知此事后，除了激动和高兴外，同时也意识到主席、总理即将动身回国了。
滕代远指示：争取主动，不必等候命令，立刻做好全盘准备工作。
铁路员工又投入了迎接专列返回的光荣任务之中。
2月17日，是中国传统节日 —— 春节。
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登上苏联列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为他们服务的许多苏方工作人员知道消息后顾不得穿上大衣，站在冰天雪地里送行。
后来才知道，这些服务人员都是在斯大林身边的人。
瓦利娅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哭得泪流满面。
苏联服务人员称赞中国领袖亲切、平易近人。
毛泽东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工作人员的敬重与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和忠厚的长者风度征服了大家。
毛泽东访苏结束后，斯大林曾对身边的人说：“想不到毛泽东是这样的年轻与健壮！
”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回国途中的列车上会见了越南国家领导人胡志明同志。
列车经过在苏联境内十天的行驶，于26日抵达苏联边境城市奥特堡尔站，胡志明同志也同车抵达。
苏方警卫人员一直护送专列到我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帮助中国同志进行换车、装车等工作后才离开。
由于苏方为我们提供了认真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使毛泽东这次出访十分顺利。
他吩咐秘书叶子龙、汪东兴代表他本人及周恩来，向苏方列车上的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致谢并告别，还送了20箱桔子、香蕉等水果表示谢意。
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辆“吉斯”牌高级轿车也随专列抵达满洲里。
因为天气寒冷，其中一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把水箱冻裂了。
据笔者查找有关资料，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中央决定：加派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代表中央随车前往满洲里迎接；并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另乘专车到沈阳迎接。
滕代远在回忆材料中写道：“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又坐苏联火车返回，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车站发表了讲话，公布了消息，比出发时更为公开了。
更增加了我们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返国的责任。
我亲自布置有关工作外，还组织专列到满洲里车站迎接。
”
2月26日下午专列抵达满洲里车站后，“毛泽东与专门前来迎接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张策、杨奇清、汪金祥等见面时非常高兴，和他们谈笑风生，从精神上看轻松不少。
”汪东兴在日记中如是说。
随专列返回的还有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主席以及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女翻译孙维世。
六)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没有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2月下旬，他们在一个深夜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一段铁路线，妄图制造列车颠覆。
被我地方公安部门及时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
2月26日深夜，毛泽东的专列由满洲里车站出发，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迷惑敌人，做到“万无一失”，第一列车内全部是空的，任务是压道开路；第二列才是担当警卫任务的前驱车；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和所有回国人员均在第三列的车上，主席的车厢挂在最后一节。
2月27日上午10时，专列到达海拉尔车站，由于是在山岭上面，气温比平地更为寒冷。
当时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周围望去都是皑皑白雪。
列车在此要更换机车，除了胡志明主席没有下车外，其余同志纷纷随着主席、总理缓步走下列车，到站台上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观赏祖国北部绚丽多彩的风光。
大家随意围绕在毛泽东周围边走边谈。
滕代远紧跟在毛泽东身旁，边走边向主席介绍车站的情况。
当他们走到一组道岔前面，毛泽东把右手从皮大衣内伸出，用食指指着道岔问滕代远：“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滕代远立即报告说：“这是道岔。
专门用它来拨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
”
“是吗？”毛泽东仔细看了一眼。
滕代远说：“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工作时很吃力，劲小的还扳不动。
”
“啊，这个玩艺还不简单呢！
”毛泽东微笑着说。
滕代远笑了笑接着说：“铁路上这一套东西名堂不少呢！
”
“是啊！
”毛泽东点点头。
他们两人的谈话被跟在主席身后的冯纪、任远听得十分清楚。
当时，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汪金祥手握照相机，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毛泽东指问滕代远的情形，逼真地抓拍下来，为我们留下一帧十分宝贵的照片。
笔者在搜集素材过程中，还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现摘录在这里：滕代远在回忆材料中写道：“在返回途中，当时的中共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没有和我商谈，擅自决定要专列开往齐齐哈尔去，被我发觉后加以制止了。
并当着中共东北中央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汪金祥等人的面，我严肃批评了他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致使专列在昂昂溪车站稍有延误。
”随后，滕代远立即向车上的周恩来汇报了此事。
周恩来对此事的处理表示同意。
专列于2月27日晚上抵达哈尔滨，省市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并邀请主席、总理下车休息一下再走。
毛泽东等人同意下车休息过夜。
叶子龙为他买了一些东北特产熏肉大饼。
毛泽东很久没有吃到中国饭了，边吃边说：“好吃！
好吃！
”同志们分别下榻在哈尔滨两个最大的宾馆，痛快地洗了澡，好好睡了一觉。
28日，在哈尔滨，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省市领导，为黑龙江省干部题了词：“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下午，由滕代远陪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铁路工厂，与工厂的干部职工见面，亲切握手，连连说：“同志们好！
”工人们喜出望外，激动地眼含泪花高喊：“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
只是这次参观事先没有计划，安排不周，由于下班有的车间空无一人，毛泽东没有尽兴。
3月1日一大早，毛泽东起床后，叫来汪东兴说：“你去通知滕代远、罗瑞卿两位部长准备专列，一小时以后上车出发。
”
列车于当日到达长春站，吉林省和长春市负责同志到车站迎接，主席、总理下车后直接去省委办公楼。
吃过午饭，就乘汽车参观市容。
大家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伪满皇宫及日本人盖的银行。
当时长春刚解放，社会治安不好，为安全起见，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汽车经过市区时，大街上显得非常清静。
毛泽东向市长提问：“长春市老百姓很少，人都哪去了？”
长春市长一时语塞，应付的回答：“现在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都在家里。
”
毛泽东幽默的说：“老百姓吃饭比军队纪律还严？吃饭时一个人也不出门？”
市长无言以答，满脸羞色。
毛泽东说：“不要怕老百姓嘛。
”看来他对这种安全措施有所不满。
3月2日到达沈阳，在此逗留两天。
由北京专门来沈阳迎接的朱德副主席以及中南海警卫处处长李树槐到车站迎接。
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均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一行人住在沈阳铁道宾馆（大和旅社）。
晚上，高岗等人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工作。
与此同时主席还抽出时间专程看望了在沈阳工作的苏联专家，并在当地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讲了话。
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胜利签订，欢迎主席、总理安全回国，东北局于3日中午举行隆重的“内部宴会”，除了胡志明同志未露面外，凡是随同毛泽东出国的人员全部参加。
以李富春为首的全体迎接人员及随同朱德副主席来沈的中央工作人员一起应邀出席。
毛泽东的心情显然放松了许多，在大家的祝愿下，喝了不少酒，更显得满面春风，神采奕奕！
当日晚，东北局在机关礼堂又举行了小型舞会。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李富春、罗瑞卿、滕代远等人参加。
3月4日晚10时，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安全抵达首都北京，在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他们检阅了仪仗队，并与到车站迎接的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人一一握手。
到车站迎接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立三、吴玉章、彭真、薄一波、罗荣桓、徐特立、蔡畅等人。
从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日历时89天，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并永远载入了史册。
回顾毛泽东首次访苏的全过程，可以用“一路平安”来形容。
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挂帅，中央社会部、公安部、铁道部首长直接参与领导，各地党政军民上下一致，团结合作。
采取群众路线与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军民结合，动员了千军万马，全体参战人员同心同德，夜以继日地操劳，保证了毛泽东访苏的顺利圆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我们的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月缺月圆，斗转星移。
毛泽东首次出国访问苏联，至今已过去了65个春秋。
中国依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已在1991年正式解体，分裂为独联体15个国家。
四，忆先父滕代远(滕久翔口述， 滕明瑞整理)

滕代远简介：
先父滕代远是1923年秋去常德省立二师读书的，后投身革命，十多年与家中没有联系，祖父祖母十分想念他。
1938年4月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乡亲，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因兵败厌战，离队回家，带来了滕代远在延安的消息。
祖父知道后很兴奋，决意去延安看望代远。
于是将家中好田当出两亩作盘缠，与那位老乡结伴同行。
在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延安，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滕代远。
那时正是抗战时期，延安已成为中外注目和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中心。
据祖父回乡后对家里人说：从各地投奔延安的人相当多。
延安人兴住窑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窑洞。
龙兆（代远小名）已不是十几年前穿粗布短衣的农家娃，而是一个威武的八路军将领了。
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每天天蒙蒙亮就骑着马出去操练，有时工作到深夜才回来。
不论是吃饭还是晚上睡觉，一接到电话通知，就急忙骑上马走了。
祖父感慨地说：“战争年代，龙兆的薪水很低。
头天，他要警卫员买来一只母鸡，亲自办好为我‘洗尘’，他先敬鸡头鸡尾，然后把鸡腿、鸡胸脯肉都夹给我吃。
龙兆虽然当了大官，可他的脾气秉性还和小时候一样，总是把好的东西孝敬老人。
”祖父说：“从到延安的第二天起，我就和他们一起吃伙房份饭。
龙兆和其他官兵都吃杂粮，唯独我一个人吃大米饭，隔三差五还为我炒一点辣椒，泡一点酸菜，尽量使我的生活过得稍好一点。
后来毛主席知道我远道而来，亲自写请柬请我吃饭，后因临时有事，特地委托李富春作陪。
席上李富春代表毛主席问长问短，听不懂的，由龙兆当翻译。
在毛主席家作客，感到无比温暖。
”祖父说到这里，嘴角露出丁幸福的笑容。
由于战事频繁，祖父在延安只住了二十天就回家了。
临行前，毛主席批了十元光洋做路费，又送了一件旧狐皮袍子。
父亲则将身上仅有的四张五角的纸币和一个红布锁口袋给了我祖父，还请来参谋部一个同志，在他住处窑洞前照了一张像。
祖父安祥地坐在藤椅上，父亲全身戎装端端正正地站在祖父的左边，右边是陪同祖父去的那个老乡，这是祖父和他儿子唯一的一次合影，现在陈列在滕代远纪念馆里。
送别时，代远还特地提醒他父亲说：如果有多余的粮食，千万别忘记分给周围缺粮的老乡。
祖父回到家乡后，记着儿子的话，与乡亲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第一次去北京看望父亲
1950年9月，麻阳的许祥政委从省城开会回来，把一张乘车免费证交给我，亲切地对我说：“这是省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在北京开会时滕部长托他捎来的，你父亲很想看看你啊！
”
父亲滕代远1923年离家时，我刚满十个月。
当时时局多艰，内乱不止。
大祖父管家，就是不让我父亲去常德，说是兵荒马乱的还读什么书呀。
又说，一家老小八口，你去上学，哪个养家？并向我父亲发难：“如你执意要去，可以，但必须分家。
”无奈忍痛和大祖父分了家，父亲才得以脱身去常德。
他在常德读书时，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
后走上革命，戎马倥偬，辗转南北，多年信渺音乖，偶尔传来一点消息，也都是“滕代远死了!”“滕代远牺牲了!”的坏音信。
祖母想到出远门的儿子生死不明，常常凄然顾影，暗自悲泣，逢年过节，免不了烧些纸钱，口里不住地念叨代远的乳名：“龙兆儿呀!你也来领受些钱财吧。
”祖母思儿心切，流泪过多，后来落得双目失明……
1950年2月的一天上午，我正从地里回来，乡邮员送来一封信，信皮上印着红形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字样。
原来是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从此我与久别的父亲沟通了联系。
此后，我经常把我的思想工作学习情况写信寄到北京，博得父亲的欢悦。
父亲把关怀和希望鸿雁相嘱，勉励我要听毛主席话，学做正直人，切勿自夸自诩，免得人家讲闲话。
但这只是一张白纸写的黑字，纸短话长，听不到声音见不着笑貌，祖母放心不下。
这回既有许政委带来口信，正好可到北京请安，也好看看离别二十八年的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家里凑齐了路费，9月20号由县工商联副主席阮绍堂带我登上帆船，是晚歇在辰溪。
翌日搭汽车经常德于23日到达长沙。
我们在西牌楼旅社住了两天，第三天到小吴门火车站乘车。
火车站有个联络处，我拿出一张免费证和一张照片，照片是父亲的近照，联络处一位同志接过照片一看，认出是他的顶头上司，就欢快地叫道：“是滕部长！
是我们滕部长!不过……”联络处的同志为难地说：“这张免费证是坐普快的，你得再花八千元(旧币)补张特快。
”我掏出八千元钱补了特快票，便由阮绍堂送我上了火车。
火车风驰电掣，穿过茫茫原野，于9月26日上午正点到达北京。
我在火车站打电话找到父亲的住处，是一位年轻人接待我（后来才知道是杨秘书）。
盘问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才用电话报告我父亲说：“真老包来了。
”吃了中饭，洗了澡，下午两点才与正在颐和园度假的父亲见面。
父子相见不相识，当时我只是流泪，把原来想好的话都忘了，最后还是父亲先开口：“你不简单，山沟里的娃娃跑到皇城来了。
”接着是问长问短，父亲讲了很多。
他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新鲜，很有道理，也很有人情昧。
时值秋天，北京天气变得冷起来了。
父亲怕我受凉，给我做了一套新棉衣，又做了一套兰布中山装单衣，还送了我一根皮带。
当时我看到是根旧皮带，顺口说了句不好听的话，遭到父亲训斥。
原来这根皮带还是父亲在南泥湾大生产时上面奖给他的，我自知理亏，笑着捆上皮带。
那天正是国庆节，我在铁道部二楼观看庆祝游行，老远看见了朱总司令乘着敞蓬轿车庄严地检阅三军，听到了亿万群众发自肺腑的欢呼声，真使我感慨万千。
这是开始了幸福历程一周年的国庆节，我怎能不兴奋不激动呢。
我在北京住了十来天，有件心事一直不敢讲。
一天晚上，我试探着对父亲说：“爸爸，你晓得，麻阳是个穷山沟，生活苦，交通又不便。
我……我想在北京找个事做做，您看行吗?”
父亲停了一会，感叹地对我说：“是呀!我们麻阳是个山沟，穷呀!”说到这里，父亲的话头一顿：“可是正因为它穷你才应该回去，去帮助它、建设它，去为它出力。
再说，家里还有老小一屋人，你总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政府吧。
现在美国已发动侵朝战争，朝鲜人民正在受苦受难。
我们国家才解放一年，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建设，建设也如同打仗，这两仗打得如何，都不可预测。
所以从哪方面讲，你都不应该留在北京。
”
听了父亲的话，又是怨又是激动，心想不能安排工作，回家就回家。
杨秘书问我来北京走了几天路，坐了几天车，他把我回家的路费和路上开销都算好了。
10月16号，父母亲送我到大门口，再三叮咛：“你回去要好好生产劳动，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打我的招牌向政府伸手。
”父亲又递给我一个大布包，说：“里面是我过去化装用过的旧衣服和一些破破烂烂，你拿到家里就是好东西了。
”
像去时一样，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劳顿回到家里，我打开包袱一看，真是一包破破烂烂，祖母看了十分生气，问道：“久翔，你爹把你多少钱?”
我说：“到辰溪下车，只有一万五千元(旧币)了，路再远一点，你孙就要饿着肚子回家。
”
“唉——”祖母长叹一声：“真是胡椒没得一粒，倒找三斤姜！
”
“共产风”刮不得
在大跃进的1958年，县文教科按照上级的指示，派出三个代表（我和一中二中两位领导）到北京参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
不料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患了急性阑尾炎，住进铁路医院，手术后医生嘱我再住一段时间才能出院。
当时父亲正在杭州休养，母亲林一征得父亲的同意把我送到杭州和父亲住在一起。
有天父亲很严肃地问我：“你这次帮助我们共产党整风，有些什么感想?有什么议论?”我回答说：“大会小会提了一些意见，对中错，错中对，这很难免。
不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不会随便冤枉好人的。
”
父亲听了没有吭声，停了一会，父亲要我讲讲公社化的情况。
我说：农村形势表面上是好，但确实存在着华而不实的作风。
就说公社吧，大兵团作战，人多热气高，工效快，但质量差。
父亲说：这是“一窝蜂”，浪费劳动力。
我说：现在实行田土深耕一两尺、两三尺，小麦生产打倒行播，消灭点播，越密越好。
父亲说：那是“瞎指挥”，反科学。
我说：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粮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
鸡蛋，放在禾穗上也掉不下来。
父亲说：那是“浮夸风”，吹牛皮。
我说：公社实现了集体化，到处办公共食堂，两个大师傅办几十人百多人的饭，一个老婆婆带几个孩子，挤出劳力搞生产。
县社队三级可以随便平调，社员吃饭不要钱，看病吃药有医生，上学读书有共大。
父亲说：这叫“共产风”，有些人只知道从下面刮，不花钱，实在是要不得。
又过了两天，父亲带我来到西湖附近的肖山大队参观公共食堂。
正赶上社员们吃午饭，老的老小的小，有的吃干饭，有的吃稀粥，吃稀粥的外加两个馒头。
桌上摆了一满桌，有白菜萝卜丝，还有海带豆腐汤，八人一桌，也还显得热闹。
父亲看了问我：“久翔，家乡的食堂怎么样?比这里好还是差?”我回答说：“我们的食堂单一化，炒菜不打汤，打汤不炒菜。
饭定量供应，老人小孩一个样，社员吃不饱，干活没劲头。
”父亲听了十分冒火，他说：“这是穷过渡，长期下去要死人的!公共食堂不可长，‘共产风’刮不得了啊！
”
还是不回去的好
1960年9月12日，祖母以八十高龄谢世。
当天，我给父亲发了急电，恳求他立即回老家奔丧。
父亲离开麻阳已有三十七年了，儿孙们都艰巴巴地盼着他回来。
可是左等右等，到了出殡那天，等来的却是一张回电，回电是打给我的，大意是：
翔儿：闻你祖母去世，悲痛万分。
请代我送祖母上山，一切从简。
谨致哀悼！
代远。
后来我去北京，卜占稳秘书对我说：“你爸爸接到你祖母去世的电报后，原准备回家，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也确实为他忙呼了一整天。
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突然改变了主意，说是不去了，要我给你发个回电，汇一百元钱作丧事开支。
你爸爸说：母亲病故，理该回家奔丧，以尽做儿子的一点孝心。
经过再三考虑，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咱们请假，要经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我现正在病休，怎么又好请假呢。
二是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我一回去，必然要给当地政府增加很多麻烦，加重他们不必要的负担。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领导干部，应该带好这个头。
所以我还是决定不回去的好，不要去惊动他们嘛。
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听了这番话都很受感动，只好把原来订好的车票退掉。
”
你做的腊肉味道很好很好
1964年5月父亲的病情加剧，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离职来到北戴河休养。
一天，天气晴明，惠风和畅，父亲病体若失，便要我和警卫员、秘书一道去打猎。
我们三人兴致勃勃地到了飞机场跑道边的小山上，大约三四十米远望见一只野鸡在觅食，它好像发现来人，正欲展翅飞起，警卫员眼尖手快，“砰”一枪，野鸡落地，捡起一看是只花花绿绿的野公鸡。
拿回家中，父亲高兴地对厨师说：“这是山珍，好吃得很哩。
”不料厨师按照家鸡烹调，就是把野鸡切成几大块，和水加盐，放入钵蒸熟，既无色又无味。
父亲只吃了一点点，大声说道：“不好吃!不好吃！
炒得不好，可惜一只好野鸡！
”
第二天快吃午饭时，警卫员笑眯眯地拎着一只斑鸠走进来，父亲问道：“斑鸠从哪里搞来的?”警卫员答道：“屋后，我出门刚到屋后，正好碰上这只倒霉的斑鸠。
”父亲生怕厨师办不好，对我说：“久翔，斑鸠还是你帮我去炒。
”我按照家乡风味做，将斑鸠去毛除杂洗净，肉和骨头分开切好剁碎，炒时先用油酥香骨头，再和斑鸠肉一起煸炒。
快出锅时放入辣椒、花椒、酒、酱油、盐、姜末、大蒜等。
最后焖一点热水，一盘香喷喷的斑鸠肉就炒好了。
我把菜端上桌面，真是色香味俱全。
父亲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炒得好！
炒得好！
和你前面搞的腊肉一样，很好很好!”
怎么父亲又提到做腊肉的事呢？这要追溯到几年以前我从长沙开完会到北京去看父亲，顺便带了几斤湖南腊肉。
他见了十分高兴，吩咐冯师傅中午把这腊肉搞给他吃。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冯师傅把做好的腊肉送到父亲跟前，冯师傅守在一旁，等着讨个“好”字。
谁知父亲吃了两片，却不以为然。
冯师傅急着问道：“首长，这菜口味如何?”父亲摇摇头说：“味淡了，不好吃。
”冯师傅乃国厨高手，技术超群，莫说腊肉，就是国宴他也做得多了，看得腻了，可今日偏偏失手，却不知道是何道理。
还是父亲理解冯师傅的心情，连忙对我说：“久翔，晚上你帮我弄，请冯师傅也来领略一下湘西风味。
”我想了想，冯师傅弄的腊肉为什么不好吃?主要是他用碗蒸腊肉，碗里滴进好多汽水，把味道给冲淡了。
加上腊肉片子切小切得薄，像吃牛肉巴子一样，一口要夹好几片，当然不过瘾啊。
我搞的和冯师傅不同，我是先把腊肉皮用火烧松，洗净后，切成两大块，不用盛碗，就放在蒸笼里的竹搭上去蒸，蒸熟后再改刀，切成大块大块的片子，冯师傅见了简直不敢相信，说：“这么大块大块的腊肉能吃下肚去?”我不禁笑道：“咳！
冯师傅你不晓得，腊肉就是要切这么大这么厚的块子，又不沾汽水，不走元气，吃起来才能觉到腊肉香得浓烈，细细嚼来，便又觉到腊肉回味绵长。
”果然父亲吃了腊肉连声叫绝：“很好！
很好！
”冯师傅惊喜地望着我说：“我工作一年到头，好客易得一个‘好’字。
你做的他吃了，好字前面还加了个‘很’字，真是难得啊！
”
从此，我每次去看父亲，不管住在什么地方，一有机会，我总要给他办一两个“正宗湘味”。
如腊狗肉、粉蒸肉、红烧肉什么的，使得老人家高兴满意。
温泉探父
党的“九大”开过不到一年，即1970年3月，我所在的锦和水轮泵站派我们三人前往广东参观学习罗定县水轮泵发电抽水建设船闸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事先我给当时住在广东从化的父亲写了信，征得他的司意，并请他与有关单位联系，找一些关于建设水轮泵的资料。
我们一行三人3月8日到达广州，住省水电厅招待所。
我稍事休息后，即抓紧时间赶到从化。
从化是广州附近的一个县，地处山区，绿树葱茏，风景宜人，沿山坳延伸，露出一个偏僻而又宁静的山村，村里修建了一幢幢别致昀小楼，这是专供高级干部疗养的处所。
父亲就住在温泉宾馆的翠溪二号楼。
我在温泉办公室办完手续后，经服务人员指点，过了石桥，绕过一块小操坪，便到了父亲住处。
父亲见我来了，放下手中没有读完的一本很厚的书，问我说：“你们来了几个人?参观几天?”我回答：“来了三个人，他们留在市内招待所，参观的日期没有定。
”父亲一边听我说话，一边把他最近为我们找到的一大叠资料递给我，语重心长地说这些资料都是已经推广或正在推广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带回去要好好学习研究，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要使精神变成物质，那你们的工作就会是很有成绩的了。
我表示一定照父亲的话去做，父亲说话很沉重，我好像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对父亲说：“我在石桥边的小坪里看见朱德同志在晒太阳。
”“你认识他?”父亲反问一句。
随后，忧心忡忡地告诉我说；“你到这里来可以看，不可以问，回去也不能讲，没有你的汇报任务。
”下午我到房子外面转转，所有小楼附近不太远得地方都设有哨位。
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心里琢磨，像朱总司令和我父亲母亲这样的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武装部队像监视特务似地监视他们?这些老干部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自由?一连串的问题就像冰雹袭来，使人颤抖而百思不解。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粉碎后，1972年5月，根据周总理指示，父母亲回到北京，我才得知父亲继续被选为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这之前，林彪出于“抢班夺权”的需要，以中苏边境的局势紧张为借口，于1969年10月下达了“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争状态。
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父母亲和一大批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被“疏散”到各地。
这是林彪玩弄的新的政治迫害。
父亲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们住在温泉是受监视的，活动地区也有明确规定，要我们散步不能过河东。
如果要经梅村散步，也不能过河西梅村的哨位，名曰保护我们安全，实际上是限制我们自由。
”
聆听父亲最后一次教诲
父亲逝世的噩耗从北京的电波中传来，我悲痛欲绝，泪水滚滚。
我怀着无限的哀思带着他的孙子孙女匆匆赶到北京，参加党和国家为滕代远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滕代远为革命、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
母亲和我们五兄弟静立在父亲灵旁，听着邓小平那深沉的悼词，那金石落地的声音，把我的思绪又带到了1973年的8月。
我去看望他老人家的时候，他正当选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虽然病情比以前加重了，说话也不够清楚，但依然坚持过艰苦生活。
他每餐除进食小半碗米饭外，总要搭配一个黑窝窝头。
我见了真为他担忧，想起他几十年南征北战，老年又遭坎坷，于是我劝他不要吃这种粗粮了，吃了不容易消化，要吃等病好了以后再吃，父亲默默不语，脸包也变得严峻起来。
良久，他用一种断续续的声音说：“久翔，你痛我，爸爸心里明白。
可是你知道从1960年起，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开始吃窝窝头了，并且很少吃肉。
他们能够和全国人民一起过苦日子，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吗?我吃窝窝头已有十几年历史了，是跟主席、总理学的，吃了窝窝头，就会使你想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啊!”父亲说到这里，反而振作起来，他继续教导我说：“所以咱们共产党的官不是国民党的官，他们只是为官僚地主阶级服务，而我们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永远是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我被父亲的精神感动了，我懂得这不仅是吃几个窝窝头能饱肚子，而是告诫自己不要忘记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这时我发现父亲有说不完的话，但一时不能尽言。
我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轻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一定记住你老人家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休养吧。
”
时间仅过去一年零四个月，父亲就谢世了。
我却万万没有料到，这次相见竟成永诀，这次谈话竟是父亲对他的长子的最后一次教诲。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
五，滕代远：曾与彭总平起平坐，开国授衔没他的名，部下出了3个元帅，为何他却没有军衔？
“孩子读书，上大学，靠父母或私人关系上去是不行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很多，当工人，当兵，种田都可以……”
一个老部下给滕代远写信，希望他能动用关系，安排其子女进“哈军工”时，被婉拒了。
或许正是这样的看淡一切的心态，觉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滕代远才不在意一件事：部下出了三名开国元帅，自己作为红军创始人之一，没有获得军衔。
部下出了三个开国元帅
滕代远与粟裕一样，都是少有的少数民族将领之一，粟裕是侗族人，而滕代远是湖南麻阳县的苗族人。
1924年，滕代远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参加革命。
马日事变后，滕代远与其他党员一起脱离国民党，转入地下斗争。
1928年夏，滕代远被任命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不久同彭德怀等人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他出任党代表。
因而，滕代远成了红军的创始人之一。
1930年5月，中央将红五军改编为红三军团，滕代远任军团政委。
不久，为协同作战，彭德怀提出创建红一方面军的想法，滕代远深表赞同，也参与到了红一方面军的创建之中。
同年8月，红一方面军诞生，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滕代远则任副总政委，成了毛泽东的副手。
当时，红一方面军往下面颁布命令，大多都用“朱、毛、彭、滕”字样，滕代远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仅次于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三人。
不仅如此，林帅、罗荣桓、陈毅这三个后来开国元帅，也是红一方面军的人，曾听命于滕代远。
然而，长征的前一个月，滕代远去了苏联，直到1937年12月才回到延安。
滕代远和三个元帅的命运，在这一期间也就出现了重大分岔。
长征期间，林帅、罗荣桓等人的地位慢慢得到凸显，深受重用，成为一支强大武装的高级将领，滕代远则继续干政治工作。
1940年，中央让滕代远出任抗大副校长和副政委，两年后左权将军去世，他被调离抗大，出任八路军参谋长，再次与彭德怀组成搭档。
解放战争期间，滕代远主要在华北局和中央铁道部工作，曾被任命为铁道部长、铁道兵团司令员等。
建国后，滕代远继续出任铁道部长，管理着全国的交通大动脉。
1955年全军大授衔，林帅、罗荣桓、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而滕代远作为红军创始人之一、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没有参与此次授衔。
滕代远的地位这样高，在军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何没有参与授衔？
他是彭德怀将军的好战友，是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革命党员。
他曾对儿子说：“曾经苏联也有一个人和我的职位相同，他获得的军衔是元帅级别的。
”
可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英雄，却没有被授予任何军衔，就连林总都觉得，他是最有资格授予元帅的人。
此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众人会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他又为何没被授予军衔？
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这位没有授衔的革命英雄，其实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之一。
1904年，滕代远出生在湖南，他的父母是当地的富裕人家，老家还有一座清氏大宅院，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
他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而身为家中的长子，他也是特别的争气，1923年的时候，靠着自己的努力，顺利的考上了湖南的师范学校，从此以后，滕代远变得更加刻苦努力，并且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毕业以后，滕代远加入到了国民党的队伍，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建设事业当中，那时候国共合作效果显著，他也愿意在这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可随着蒋介石的上台，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蒋介石的野心和欲望也逐渐的显露了出来。
滕代远不愿意助纣为虐，果断的退出了国民党。
那时候滕代远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并且顺利的成为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他还陪同毛主席和彭老总一起考察当地的具体情况，讨论起义军的各项事宜。
后来，他又和彭老总一起发动了平江起义，立下了赫赫战功。
平江起义的消息立马传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毛主席和朱老总还亲自写信邀请他们来到井冈山这边进行会合。
收到信后，他们一行人率领大军突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包围，来到了井冈山，并且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随着井冈山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敌意，1929年初，敌军包围了革命队伍，打算将我军困死。
滕代远不惧强敌，带领着部队与敌人奋力抵抗，成功的粉碎了敌人的计划，却也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此战中，仅有300多人幸存了下来，滕代远也受了很严重的伤势。
后来滕代远获得了到苏联留学的机会，没能参加红军的长征，错过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抗日英雄
1937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左权却不幸的在战斗中牺牲，经过组织的反复讨论，决定让滕代远接任空缺的职务，成为八路军的参谋长。
滕代远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对待工作从来都不马虎。
他时刻关注着战场上的局势，考察敌情，为我军战士指出合理的进攻路线和战略目标。
同时，他还负责军队的整编工作，为队员进行详细的战术讲解，提高军队的战斗水平和作战能力。
每个军队之间，滕代远都要做好协调工作，确保各个部队收到的信息情报准确无误。
对于当日的作战情况，以及军队需求，滕代远都要做好及时的整合汇总，做到上级领导和军队之间目标明确，信息透明。
铁路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准备在中国大陆内修建铁路，加快中国铁路现代化的进程。
早在1948年末的时候，毛主席就开始筹备起了全国性的交通工作，前路尚未明了滕代远就被委以重任。
国内形势稳定后，党中央直接决定让滕代远统一管理铁路的修建、运输、管理的工作。
面对上级指派的任务，他能够欣然接受，并且保证自己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
随后，滕代远被任命为军委铁道部部长，担任着中国铁路事宜的相关工作。
滕代远上任以后，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
当时中央要从西柏坡地区搬迁到北平，这也成为了他的首个重要工作。
滕代远组织着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排查各个站点的危险，确保铁路能够安全运行，万无一失的到达目的地。
最终在滕代远的安排下，中央顺利的到达了北平，对此，周总理还特意夸奖道：“这是你们顺利完成的首个任务，做的非常不错，要再接再厉呀。
”
当毛主席要坐车前往外国的时候，滕代远特意的安排了三列火车，将毛主席秘密的送到了目的地。
虽然铁路工作对于滕代远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是他还是听从组织的安排，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铁路事业中去。
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滕代远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中国所有铁路数据的整合，极大的推动了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铁路网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错失军衔
1955年，党中央决定给这些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授衔授勋，基本上只要是在部队里任职的，都会授予相应的军衔。
论功劳、论职位，滕代远和元帅不相伯仲，最低也应该是大将才对，可他为什么没有参与军衔评定呢？
其实滕代远的作战指挥能力是比不过那些战将的，他是属于全能型的人才，无论是什么工作，都可以做的特别出色，这也是为什么要让滕代远从事铁路行业的原因。
正因如此，他在军事生涯上的表现反而不怎么耀眼，是不能和彭老总他们比较的。
滕代远没有授予军衔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党内规定，如果授衔时不在军中担任职位，就不会列入授衔名单当中。
他是在我军第一次授衔之前就离开军队的，所以错失了授予军衔的机会。
虽然没有被授予军衔，但是滕代远还是一心一意的为人民服务，毫无保留的就接受了上级组织的安排，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
甚至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之中，他为中国志愿军们运送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衣服等物资，保障了战斗的后勤供应，展现出来他的卓越才能。
当他的儿子问他，如果当时可以授衔，滕代远可以被评为什么的时候，滕代远笑着说道：“曾经苏联也有一个人和我的职位相同，他获得的军衔是元帅级别的。
”在他看来，功勋名利并不重要，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就已经很满足了。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0岁。
滕代远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开拓者，虽然没有获得军衔是他的遗憾，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相比，个人的得失并不重要，只要国家需要，他就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祖国做出贡献。
中国革命时期，出现了太多太多的英雄，他们大公无私，不怕牺牲，兢兢业业的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无论在军中担任着怎样的岗位，他们都能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他们是伟大的先驱者，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在艰苦的岁月当中砥砺前行，为了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了保家卫国，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面对残酷的战争，他们没有退缩，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压迫，他们奋力反击，不惧生死。
他们领导着人民完成了一场划时代的战斗，将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
身处和平年代，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是他们让我们享受到了如今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坚定不移的意志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