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一天，外面大街上传来电子喇叭声：“修理缝纫机的来了，精修各种品牌的缝纫机。
”这嘹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想起与缝纫机有关的一些往事。

我出生于1949年。
20世纪70年代初，经人介绍与现在的老伴相识。
几次见面交谈之后，双方情投意合，这婚事算是敲定了。
接下来按农村习俗是协商彩礼的事。
那年月，讨彩礼风还很轻微。
准岳父很爽快，说：“办婚事是人生大事，咱不奢侈，但也该说得过去。
添置衣物、办嫁妆缺布票，款也不凑手。
最要紧的是闺女爱好缝纫，能有一台缝纫机是最大心愿。
”

当时，农村每人每年发一丈七尺二寸布票，只有在供销社的门市才可凭票证选购。
布票少，只够换季做一身衣服，所以农户普遍织土布人工缝制衣物，省下布票备亲友家有婚嫁事时选购“喜帐”恭贺。
年底分红，每家所得有限，钱不够可以通过暂借来筹措。
唯有这缝纫机难住了我父母，那时供销社常年不进缝纫机，偶有一二台还需要票证。
为让婚嫁一路绿灯，当时在中学当民办教师的我胸脯拍得山响：“只要供销社有货准兑现！
”结果也没买成。
1972年腊月初，婚礼如期举行。
妻进我家后勤勉劳作、孝顺老人，后来儿子出生，家庭和谐。
但对于缝纫机一事，妻一直心有不平，偶尔会“敲打”我一下，我心中惭愧，只能笑脸相赔。

1975年初，我被调到成安县商城公社（镇）政府大院工作。
政府大院距供销社门市仅四五十米之遥，我经常到门市与那里的主任聊天。
一晃到了1988年夏，一天，我得到消息，供销社新进了两台北京缝纫机厂制造的燕牌缝纫机且不需要票证。
事不宜迟，我当即从同事手中借来180元钱直奔门市。
当我把缝纫机运到家，妻喜不自禁，当即安装、试机。
机针的“咔嗒”声响起，细密的针脚匀称而平整地展现出来，在场的奶奶、婶子、大娘们无不赞叹：“还是机器做的活儿好啊！
”

从此，我家上学的儿子们都能穿上时尚的衣裳了，他们一个个快乐地走在街头，经常会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那时，购布料已免收布票，我家再也不用沿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了。
时有街坊、亲朋好友到我家缝补衣物，妻总是满口应承。
她还亲自动手帮串门的“新手”加工，赚来了好人缘。

岁月匆匆，转眼到了21世纪初。
三个儿子都先后成家立业，孙子、孙女也有了。
当老伴提出买布料再展手艺为晚辈制作新衣时，儿孙们却说：“都啥时代了，谁还穿自家缝制、款式落伍的衣服？”老伴无言。
想想也释然，街上的男女老幼，无不是身着色彩艳丽、质地精良、款式新潮的衣服，尤其引人注目的还有那些“补丁”衫、裤。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当年织粗布煮染后缝制衣物，到现在品牌服装店随处可见，衣服已从遮体保暖提升到讲究款式、新潮的高度了。
那天，老伴与年已八旬的嫂子交谈，嫂子大发感慨：“弟妹啊，改革开放发展快，穿衣已经成为个人形象的体现，咱家的缝纫机也要下岗了！
”

（燕赵都市报 秦海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