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台球室:科技加速与人工挤出的新业态体验(人工智能城市技术科技主义)

前几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体验了他们小区门口的一种新商业模式——无人台球室。

注册会员,刷脸进入台球室,室内空间紧凑却舒适,灯光柔和,环境整洁,完全不同于以往脏乱、烟雾缭绕的台球室。

系统挺智能的,扫码开桌、付费,桌子上方相应灯亮起,桌下球箱塑料盖自动打开,取出球即可打球。
每小时仅需38元,团购更优惠。
时间一到,球就不能从球箱里拿出来,不能开始新的比赛。
配合系统计时,效率很高。
然后打开手机结账,关灯,离开。

无人台球室:科技加速与人工挤出的新业态体验(人工智能城市技术科技主义) 建筑知识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了解台球桌使用情况,无需在现场等待,还可以远程支付费用预约台球桌。
除了预约台球桌,还可以共享台球桌,两人共享费用,或者三人共享球(由“灯光师”支付),让日常打台球的各种场景变得智能起来。

这里的台球室是个打球的好地方,氛围轻松,适合社交。
来这里打台球的大多是白领、年轻人,甚至还有女孩子,所以生意很红火。
以前,这么小的台球室,每天至少要两三个人才能经营好,大城市人工成本高,人工效率低,这个智能台球室不得不说是商业上的成功。

当然,这个无人台球室的智能系统并不复杂,与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相去甚远。
但肉眼可见的是,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渗透效率越来越高,对人力的挤压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个台球室的智能化,可以抵消两三个工作岗位的损失。

过去,普通民众还没有如此明显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比如程序员、设计师、文职人员的替代,以及AI作曲等新潮应用,毕竟这些工作距离普通人的生活相当遥远。

但随着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零售、智能安防、智能物流等数字化、智能化应用的加速,以及智能台球室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加速渗透,司机、店员、保安、分拣员等大量普通岗位正在明显消失。

科技加速进步与“人工”劳动力的挤出,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科技产业升级与城市内卷化

人类能与人工智能竞争吗?除了极少数技术从业者和拥有高级专业技能的人,普通人恐怕很难做到。
原因很简单,人工智能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凝聚了大量“人”的力量,它超级理性,迭代速度快,单个个体又怎么可能与它竞争?

所以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人工智能才刚刚开始淘汰“人工”劳动力,未来“人工”劳动力会越来越不值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却依然居高不下,我们能做什么呢?只能继续自食其力。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现象,即“城市现代化陷阱”——当然这个名词是个人的“发明”,纯属个人观点,但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以便读者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认识。

过去几百年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城市+工业+商业”的演进,即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城市是资源和人口集中的结果,这种集中产生了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但同时也推高了城市成本,如政府税收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市民的住房、教育、生活成本等。

城市成本上升,产业升级需要选择能够承担相应成本的产业和人群——主要是技术+资本相关的产业、企业或人才。
显然,掌握技术+资本核心能力的企业和人才注定是少数,他们会越来越值钱,而大多数人会越来越不值钱,被挤出城市。
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维护城市的基本尊严?只能自食其力——这是大多数人内卷化的本质。

那么,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未来城市的内卷化会变好吗?很可能不会!
随着技术迭代的加速,内卷化也会趋于加强。
因此,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技术创新”来回答。

就拿东京来说吧,我认为这是城市文明最发达的城市。
这里经济发达,GDP占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口密度是北京的五倍,但基础设施完备,城市秩序井然,大家都很礼貌,治理得非常好。
而且到处都很干净。
十年前,我们参观过东京市中心的一处建筑工地,几栋在建的大楼都被绿屏紧紧包裹着,现场施工管理很先进,一点灰尘都没有,几乎没有噪音。
我们都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恐怕也只有日本人能干出这样的事来。

另一方面,东京(以及韩国首尔)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际大都市。
据说在东京,平均每天有1人卧轨自杀,而富士山北麓的“青木原树海”每年都有数百人自杀,被日本人称为“自杀森林”,更别提日益普遍的抑郁症了。

尤其在东亚这种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崇尚公共秩序的内向型文化区域,加上科技产业的升级,城市的内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反科技趋势

虽然在当前中国的主流语境中,反科学、反技术几乎总是与“反动”“倒退”“愚昧”联系在一起,但需要看到,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反科学”“反技术”思潮或运动,始终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而产生的。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就曾掀起一股以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艺术家查理·卓别林等为代表的“反技术”文化思潮。

他们对科技发展的批判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生态的角度批判科技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力;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批判科技日益丧失人性,如卓别林在多部影片中展现了大工厂流水线的非人性。

后来西方社会形成了两种对科技发展的看法:“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
哲学家海德格尔被普遍视为技术批判家,是技术悲观主义的代表人物。
1946年,他在《克服形而上学》中提出:“计算和计划克服了一切动物性,人成为最重要的原材料。

他认为技术的本质首先是把“存在”转化为可认识的对象、可理解的“存在”,进而征服它、控制它,这样,人类生存世界就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性、任何意义来源。

二战末期,原子弹爆炸震撼了全世界的神经,一道白光闪过,二十万人民化为灰烬,彻底粉碎了很多人的世界观,引发了哲学家、社会学家的集体反思,“科技继续发展,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甚至毁灭人类”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目睹自己创造的产品遭到灾难性破坏后,开始劝说美国政府停止和限制核武器研究。
作为科学家,他认为自己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没有增加全人类的福祉,反而给整个文明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却被杜鲁门嘲讽为“爱哭鬼”。

20世纪5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场名为“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打击所谓的共产党员和叛徒,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成为打压对象,奥本海默也受牵连。
在当时的氛围下,许多政客热衷于公开嘲讽知识分子的“智力”,以赢得选票。
于是,从政治到文化,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冲突不断加剧。

难道只是政客和民众“反智”吗?其实不然。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经过研究发现,美国社会民众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愿意接受“智识”,人们对“智识”抱有一种与现实生活脱节的叛逆、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
“反智主义”其实是一种传统。
他基于此写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

20世纪60年代,一种新的“反智主义”在全球的知识高地——美国大学蓬勃兴起:一代反理性的愤怒青年对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功利主义和学术等级制进行反抗,导致了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并与民权运动、反越战抗议活动混合在一起,诞生了“咆哮的6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知识唾手可得。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智主义”衰落了,相反,社会进入了罗素·雅各比( )所描述的“一念之间,一言既出”的时代:人们痛恨知识分子逐渐退居象牙塔、闭门造车,对他们充满攻击。
就像我们的网络嘲讽“专家”一样,“知识分子”受到的挑战更多。
网络社交化之后,反智主义更多地走向了民众和政治,民众对社会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不满,对体制和政府的不信任加剧,助长了反智主义。
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兴起、疫情反弹等都是代表性的例子。

因此,“美国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古老,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的结尾写道,“审视这个背景就会发现,美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不是持续或突然下降的,而是周期性的波动。
”而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明确指出,反智主义不仅是美国的偏见,也是全世界的隐疾。

正如一位家庭主妇所抱怨的:“我希望AI能帮我洗衣服,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做艺术或写作,而不是我洗衣服的时候,AI帮我写作、做艺术。
”工业化会将人人化,数字化会杀死人,人工智能会排挤人……当今科技发展的趋势,必然引发人类的“反科技”反思。

人工智能与“人工”之间的平衡

人工智能技术无疑是当前全球科技热点,对此,美国社会始终充满矛盾情绪,有反对者,也有政府和企业的强势推动。
其中,作为早期发起人的埃隆·马斯克等反对者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军备竞赛,最终可能将人类拖入人工智能的世界大战。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曾多次表达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未来的担忧,并提出用税收来缓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影响确实在加速。
笔者之前从事广告行业,最近了解到朋友的广告公司大部分员工越来越少,很多只有个位数。
尤其在一线城市,聘请设计师、文案或策划的工资和五险一金的成本太高,广告费还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老板转向AI,尤其是那些不怎么给广告费的客户。
AI做的图片、文案、方案虽然有一定的痕迹,但总体还是合格的,而且越来越好。
回头想想,广告行业也养活了不少城市中产,但以后恐怕不行了。
像这样曾经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产,但未来面临全面替代的行业其实还有很多。

就连好莱坞的导演和演员也坐不住了,2023年7月,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却遭遇好莱坞演员工会和美国广播电视艺术家联合会的联合罢工……虽然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创造一些就业岗位,但它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远低于它冲击的就业岗位。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未来技术,将导致市场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低,而全球人口已突破80亿,并还在向100亿大关迈进,“人”与市场供需的逆转,未来是否会出现人工智能“压制”人口的局面?

当然,从实际社会发展的角度,讨论科技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意义并不大。
科技的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和必要。
我们想谈的是:

第一,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物质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而不是更多的经济和物;

第二,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社会成本、社会发展与社会分配的平衡——比如,发展最快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普通人生存所需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平衡。

科技不仅要面向市场,更要更好地与社会、民生相结合,这不是“反科学”、逆进步,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纠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No.5848 原创首篇文章 | 作者

刘子

作者简介:专栏作家、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学学者、“乡村建设者大会”发起人。
著有《复兴——刘永好与新希望40年》一书。
个人账号:刘子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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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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