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枣庄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6月)，作者张光中，原标题《战斗在鲁南》

张光中（1901-1984）

张光中（1901-1984），又名张新亭，字耀华，江苏沛县人。
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宣传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
1938年至1949年，先后任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总队长、八路军苏鲁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司令员等职。
为徐州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开辟湖西、鲁南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

1926年参加北伐。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宣传委员兼沛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鲁南区抗日义勇队总队长，山东保安二旅十九团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徐州警备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徐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江苏省政法委员会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兼院党组书记。
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历届江苏省人代会代表、省政府委员，山东省人大代表、省政府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中共八大代表，历届江苏省党代会代表、省委委员。
1984年6月8日病逝。

正文

鲁南是山东的南大门，是连结苏鲁豫皖四省的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党在这里创建的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鲁南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我一直战斗在这块土地上。
这里美丽富绕，人民勤劳勇敢。
十几年的斗争生涯，培养了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党和人民创造的千古永垂、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无时不紫绕在我的心头，激励着我去生活去战斗。
每想至此，我都感到责任重大，应该把它写出来，教育我们的后一代，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一份精神食粮。
但由于时隔数十载，加之我年事已高，无法全面系统地回忆出来。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现仅就几个重要方面加以回顾整理，以了却夙愿，并以此慰籍先烈忠魂，鼓舞后人斗志。

早在大革命时期，我党在鲁南地区就有活动。
1926年，党的地下工作者纪子瑞同志到枣庄组织工运，建立地下党和赤色工会，并领导了矿区工人大罢工。
1930年秋，参加广州起义的朱道南同志回到峄县。
是年冬天，党又派田位东、郑乃序二同志到枣庄开展地下活动，成立了矿区特委，田、郑两同志分任正、副书记。
1932年，田、郑二同志领导罢工失败被捕后英勇牺牲，郭子化同志继续领导这里的工人运动，任工委书记。
1934年冬，我和丛行瑞同志由江苏沛县到枣庄，同郭子化同志一起工作，为了统一领导四省边联的斗争，决定建立中共“苏鲁豫皖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我任宣传委员，丛衍瑞任组织委员，丛林任秘书。
参加特委工作的还有陶洪盈（1943年担任鲁南军区赴延安交通线工作，被捕英勇就义）、王明增（1939年底任枣庄矿工委书记时被日寇速捕，于1940年在济南英勇就义）、郭致远、邱焕文、褚雅青（1943年微山湖战斗牺牲）等同志。
特委机关设在郭子化同志在枣庄东大洼开的“同春堂”药铺，以行医卖药为掩护，领导枣庄矿区及峄（县）、滕（县)、沛（县）、肖（县)、邳（县）、临（沂）等县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根据特委分工，我在临城一带活动，兼管沛县工作。
特委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提出每个人都要有固定的职业作掩护。
我便通过国民党部队中我党的关系，在临城（现在的薛城）张家小店租了一间房子，以卖煤油、香烟等杂货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
我担着货担，走村串乡，在临城及周围几个村庄以交朋友为名培养建党对象。
正准备发展组织的时候，被敌人发现，遭伪沛县政府的追捕，我被迫离开临城。

之后，我又在临城东边的大吕巷、大武穴两地以卷纸烟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国民党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一批热血青年围坐在我的纸烟铺里，听我讲述革命道理。
我讲道：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祖国大片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而官匪勾结，地主肆虐，抽丁拉夫，重债盘剥，穷人活不下去。
这些话语，深深叩住了他们的心。
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青年农民，纷纷向我投来征询的目光，好象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要想翻身，必须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作斗争，打倒反动的国民党。
这时，在座青年无不义愤满腔，跃跃欲试，不少人向我提出要参加革命，寻找共产党。
我向他们说：“中国不会亡国，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向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表明了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
我们要配合红军，就地开展斗争，发动群众，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

通过不断的启发教育，这批青年的觉悟提高很快。
不久我就发展了陶修贞、张广兰、杨培芝等人为党员，建立了大吕巷、大武穴党支部，并通过这些党员骨干向广大群众做工作。
如张广兰同志以锻炼身体为名，团结和组织了30多个爱国青年，利用晚间跑步出操，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褚子方同志在沙沟以开饭馆作掩护，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在沙沟等地建立了支部，团结了群众，为后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条件。

警觉与注意。
反动派为了镇压人民革命，首先集中力量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敌人派出大批特务，到处侦察我党活动，斗争相当尖锐。
1936年春天，徐州敌人派特务朱大同（系我党叛徒）到群众运动比较活跃的沛县进行反共活动。
朱在夏镇发现了原我党联络员姜友基，这个动摇分子在朱的威胁利诱下叛变自首。
但很快为我党察觉。
特委决定立即除掉这个叛徒以保卫党的安全。
但姜住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夏镇三孔桥，不易下手。
恰巧阴历四月十五是当地泰山庙会，会期三天，会大人多。
特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由高志诚等二同志前去执行这项任务。
四月十四日由昭阳湖化装乘船赴会。
十五日下午经认得姜的同志指点给姜照了相。
庙会的第二天下午，姜友基果然来到泰山庙前看洋片。
这时庙前万头攒动，人山人海，机会很好。
混在人群中的高志诚看准了姜友基，手疾眼快，抬手“砰”的一枪，将其击毙，同去的另一位同志连向天空鸣枪数响，会场立即大哗，群众四散奔走，军警布防不及。
高志诚等乘机混在人群中离开会场，安然返回枣庄。

除掉叛徒，人心大快。
敌人利用叛徒破坏我党组织的阴谋归于破产，便恼羞成怒，更加疯狂地到处搜捕抓人。
这年六月十一日，敌特在沛县终将郭影秋、王润生等二十多个同志捕去，并施以酷刑企图了解我的下落（敌人已知道我是沛县地下党负责人）。
虽一无所获，但敌人仍不甘心，派敌骑四出，特务密布，到处侦察我的活动。

六月下旬，叛徒朱大同窜到枣庄，没找到我，却将郭子化同志逮捕押到徐州，经李昭九同志具保释放后，特委机关即转入北部抱犊山区。
在费县高桥开设了“广德堂”药铺，作为特委机关的工作地点。
在那里，郭子化同志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形势，检查了工作，确定以大力开展山区工作为主要任务。
工作方针是：加强农村建党工作，加强青年学生的组织领导和上层统战工作，而以农村建党工作为核心。
会后，我与毛子（张洪仁）同志到周村，继续以卷纸烟为掩护进行活动。
不久特委调毛子与丛林同志到北溪设联络站，我由周村转移到大北庄。

抱犊西麓的大北庄，是1923年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的主持者孙美瑶拉杆子的根据地，也是军阀韩复榘多次进剿的重点。
人民倍受官、兵、匪、盗之苦，每次劫难，敌人烧杀抢掠，十室九空。
群众对此恨之入骨，对我们则热情诚恳。
我去之后，住在街南头杨老道庙内，仍以卷纸烟为掩护，郭致远同志在街北头以开药铺为掩护进行工作。
我们抓住当地群众苦大仇深的特点，以教识字、打拳、谈心、交朋友、讲故事的形式，对广大贫苦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就站住了脚根，打开了局面。
经过考验，吸收了姚洪义等同志入党，壮大了组织，扩大了影响。
与此同时，郭子化同志在高桥通过关系团结了有民族气节的大炉地方势力万春圃同志，并发展了万的儿子万国华（已牺牲）为党员。
所有这些，加上与山区其他各点配合，为后来建立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7年初，郭子化同志的延安之行后，苏鲁豫皖特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并肯定了特委以往的工作。
指示特委，划归河南省委领导。
十月，河南省委派代表刘文（于子斌）同志前来特委检查工作，回省汇报后，复返回特委为省委常驻代表。
接着特委进行改组，郭子化、张光中、何一萍（牺牲）、陶洪盈、刘文任特委委员，郭子化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何一萍（省委派的）任宜传部长，丛林任秘书，陶洪瀛同志兼任峄县县委书记。

在鲁南的革命斗争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怀念、值得歌颂的老同志。
郭子化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早在我党诞生之前，郭子化同志在徐州第七师范上学时，就积极投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曾任徐州八县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1926年，他在北京朝阳大学学法律，为救国救民，毅然投笔从戎，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并在北伐中入了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在皖北担任我党的领导工作。
1932年，派来枣庄矿区，至1938年一直担任特委书记，为鲁南地区的建党建军事业以及开辟抱犊山区根据地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我党的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特委机关由枣庄迁移至徐州。
郭子化同志以社会名流身份（实际是共产党代表）参加了李宗仁第五战区的抗日动委会为委员，负责上层统战工作。
当时党中央号召“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我即按照特委决定重返沛县组织抗日武装。

沛县是我的家乡。
早在 1931年初，我受徐（州)、海（州）、蚌（埠）特委的指示，到微山湖一带开辟党的工作，曾组织过青年读书会，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2年，沛县地下党就开始组织武装。
当时我是宋庄中心区委书记，张洪仁任武装干事；丛衍瑞是以小屯为中心的大北区区委书记，周庆合任武装干事。
两区联合行动，共同创立和发展武装。
到1935年，沛县地下党就拥有二十多支枪的武装。

1937年冬，我由徐州特委返回沛县时，整个华北已沦陷，至十二月底，济南、青岛、泰安又先后失陷。
日寇的侵略气焰日甚一日。
全国人民的抗战愿望也日趋强烈。
整个鲁南地区在我党的领导下，纷纷行动起来，建立武装组织，准备抗击敌寇的侵略。

我到沛县后，首先掌握了原来地下党拥有的一部分武装。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已经公开。
党组织领导下的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武装起来，保家卫国。
除一些有民族意识的地主把武装交出来外，我们还从国民党军队中夺取枪支。
时置国民党川军由湖东战场败退，这批疲惫不堪的散兵，早已丧失了战斗力，他们手中的武器，已起不到抗日的作用，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向他们索取武器，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抗日，获得步枪十余支和迫击炮一门。
后来我们用这门迫击炮通过关系与国民党徐州专员李明扬和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兑换了十八支步枪。
这样，我党领导的沛县武装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枪的队伍。

当时，整个鲁南到处燃烧起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朱道南、刘景镇同志在峰西组织了一百五十多人的武装；郭致远、丛衍瑞同志在北庄拉起了一支队伍；滕县由李乐平、王见新等同志在善崮组织了八十多人的武装。
这些武装，都是各地党组织在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动群众、流血牺牲换来的。
如峰西的邹坞暴动，朱道南等同志率领当地群众，除掉了反动的邹坞乡农学校校长王效卿，拉起了武装，这支武装几经周折，先是挫败了国民党县大队清洗、镇压的企图，后又识破了国民党顽军妄图收编的阴谋。
在北庄方面，我党乘敌人迫近山区，形势紧张和混乱之际，郭致远同志利用峄县联庄会军政教官身份和通过看病的关系，向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的军械处争取了一部分武器，武装了枣庄撤出来的工人学生和大北庄一带的党员群众。
李乐平、王见新等同志在滕县善崮以办农民训练班的形式，团结组织了一批农民青年，通过学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宜传募捐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征集粮饷枪支。

1938年3月，日寇占领枣庄以后，特委决定汇集这几支武装，建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5月18日，徐州沦陷，特委机关离开徐州返回鲁南山区。
这时朱道南同志掌握的武装已由滕县转移到大北庄与郭致远等同志组织的武装汇合，两部分武装由刘景镇、丛衍瑞、郭致远、褚雅青、邱焕文等同志带领，分别控制了大北庄东西“将军山”。
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不抗日，也不许人民拿起武器，在撤退前，竟把北庄大庙和黄龙洞两处的弹药库全部炸毁，并炸伤了许多群众。
部队回北庄安抚遇害群众后，次日即回到特委驻地高桥集合。
然后进驻临、枣铁路北侧的基山一带。
这时我带领的沛县武装和李乐平、王见新带领的滕县善崮武装先后到达墓山。
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拯祖国于罹难，救人民于水火，1938年5月的一天，六百多名抗日健儿云集基山，正式成立“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
至此，鲁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宣告诞生，这是鲁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我党在鲁南地区开始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新时期的开始。
这支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南征北战，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历程，为鲁南人民立下了战功，终于发展成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总队隶属特委直接领导，我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部主任，韩文一任参谋长。
下辖三个大队，沛县武装一百二十多人编为一大队，滕县武装八十多人为二大队，峄县、枣庄的三百多人为三大队。
另外还成立了总队宣传队和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
义勇队总部设在滕县的南塘。

义勇总队成立后，经过短期整编训练，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即开赴抗日前线，如破袭临枣、津浦铁路和公路，直接配合台儿庄战役。
三大队三中队在邹坞第一仗是伏击掉队的日寇，缴获一部分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自己。

抗日义勇队的建立及其抗日行动，大大地鼓舞了抗日人民的斗志，震慑了敌伪，也引起了一些反动地主武装的惶恐不安。
这些地方土顽，以残害人民，制造磨擦，破坏抗日为目的，因此同我抗日武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义勇总队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这场与土顽之间所进行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就在我义勇队三大队出击日寇之时，自称华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的顽匪马卫民部，步步向我逼进，并将我到各村催征给养的胡成样等四人包围缴械，总部几经交涉无效。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总部决定消灭这股顽匪，为民除害。
经一夜激战即将该部打垮，马匪本人亦被我生俘。

马匪被歼，使地方顽固势力更加畏惧和仇恨。
在国民党的支持下，以滕县大地主申宪武为代表的土顽经过预谋策划，纠集了东江大地主刘广田等顽匪二千多人对我义勇总队实行包围。
特委决定集中力量粉碎敌人进攻。
驰调董尧卿同志率农民自卫军、峄县田晓峰（统战力量）会长率常备队共六百人同义勇队协同作战。
在义勇总队童陆生同志指挥下，击溃了申、刘顽匪的围攻，取得了这次反顽斗争的胜利。
不幸的是，我义勇总队政治部主任何一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我军的重大损失。

义勇队虽然解除了土顽的包围，但未能将敌主力歼灭，对我仍是威胁。
为立足鲁南，巩固胜利成果，特委派王见新同志星夜赴鲁中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
省委书记郭洪涛同志亲率四支二团赶来支援。
会同义勇总队向申宪武的老巢冯卯（现山亭区冯卯乡）发起攻击。
经过四昼夜激战，将寨攻破，申匪逃窜，俘获人枪一部。
嗣后复攻东江刘广田部，由于刘匪据寨坚守，我攻数日夜不能克。
另外，在我攻下冯卯后扣押了一部分土豪劣绅，原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大地主韩修彦、褚汉峰、刘昭汉等感到岌岌可危，此时便猝然变态，与申、刘匪部沆瀣一气，联合起来威胁我军。
并与国民党反动派梁继路勾结，乘机向我军进逼。
省委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省委北撤，义勇队为保存实力，摆脱困难处境，立即向抱犊山区转移，在转移途中，又遭沿途顽匪阻止。
省委亦在八里沟受到大地主武装孙鹤龄部的伏击。
经过艰苦激战，省委回到鲁中，义勇总队转移到抱犊山区。
1938年8月,中央电示苏鲁豫皖特委划归山东省委领导。
省委根据当时情况，撤销了边区特委，成立鲁南、湖西、苏皖三个特委，鲁南特委书记由宋子成同志担任。
我是特委军事委员，继续领导义勇总队在抱犊崮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郭子化同志调山东分局任统战部长。

抱犊崮位于峄（县）、费（县）边界，是扼守鲁南的咽喉，整个山区连绵数县之境，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
当年郭子化同志领导特委在这里开辟工作，群众基础很好。
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都十分有利，加上当地开明人士万春圃的支持，义勇总队在这里得到了喘息休整的机会，很快站住了脚。
我们以此为基点，在鲁南大地广泛开展了反顽斗争，粉碎了日伪的多次“扫荡”，党政军各项工作都有了发展，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普遍建立。
鲁南行署建立后，逐步统一了各县的行政领导，于化琪、李乐平等同志先后担任专员和行署主任，为鲁南的政权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9年秋，罗荣桓同志率领八路军115师来到鲁南，进一步发展巩固了抱犊崮抗日根据地，给正在浴血奋战中的鲁南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更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这是鲁南人民值得永远怀念的岁月。
罗荣桓同志十分关怀地方武装的成长及政权建设，派了大批干部参加地方政府领导，充实部队的军事干部。
如1939年冬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第一任县长就是115师的民运部长潘振武同志。
经山东分局决定，义勇总队改编为115师苏鲁支队，彭嘉庆同志任政委，我任支队长，使这支队伍得以发展壮大，成为驰骋苏鲁边境，杀敌报国的一支劲旅。
先后开辟了峰、滕、邹、费各县及苏北等根据地。
1939年下半年曾一举攻下峄县城。
1940年初，为开辟运河南北地区，115师派我和陆成道（115师派往峰县支队支队长）、胡大荣（115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率主力一部出击峰县，与朱道南、孙伯龙、邵剑秋等同志率领的运河支队配合，横扫临枣、台枣和津浦铁路两侧的敌伪军，直逼陇海路，主力所向，敌伪溃逃，军民振奋，有力牵制了武汉鏖战的正面敌人。

1940年底，党决定地方部队正规化，苏鲁支队改编为教导二旅五团，团长由原苏鲁支队参谋长胡云生担任。
此时，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相继成立，赵缚同志任区党委书记，我任区党委委员并调往军区任司令员。

鲁南军区成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
当时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完全停止了一切抗日行动，配合日寇专门进攻我八路军。
但是，我山东军民在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伪顽一次又一次地“扫荡”，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
1940年底，山东八路军已扩大了两倍。
鲁南地区的武装力量也大大加强。
苏鲁支队改编为五团，鲁中调来了老三团，成为鲁南的主力部队。
此外，峄县著名的运河支队、铁道队及邹、滕、费、临各县大队也先后成立。
这些部队活跃在山区平原、微山湖畔、运河南北、铁道沿线，直接配合正规部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此期间，我们还开辟了由苏北、鲁南、鲁防通往延安的交通线，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沟通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1年，日寇纠集了五万多日伪军，在鲁中开始了有名的“五·一大扫荡”。
罗荣恒同志率领115师与日寇周旋了几个月，最后转移到滨海，鲁南区党委转移到邹东。

由于地方伪顽军配合日寇向我疯狂进攻，鲁南根据地亦受到严重损失。
仅此一年中，伪顽军就在鲁南制造了“四·二五”、“七·二五”、“十·二七”几起反共反人民的事变，与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相呼应，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
特别是“十·二七”、“银厂惨案”，鲁南区党委书记赵缚同志惨遭伪军杀害。
至此，整个鲁南已全部伪化，抱犊崮根据地大部被敌伪占领，只剩下东西长三十余里，南北宽十余里的一线之地。
正所谓“东白山，西白山，南北漫子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余里，魯南天下一线牵。
”天宝山根据地在我主力六团撤离后，三罪刘黑七便疯狂向我地方政府和抗属反扑。
至年底，在敌人推行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刘匪又配合日寇在鲁南组织九千多人分九路向我狭小的鲁南根据地发起进攻。
在粉碎敌人的这次分路合击中，我鲁南八路军老三团以著名的“血染苏家崮”战斗名垂史册。

当时，苏家崮附近有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军区党代会代表及三百多名山东抗大的学员。
老三团接受了掩护他们转移的任务。
在这个二百多米长、几十米宽的腰子形山崮上，老三团的勇士们在团长王吉文、政委刘春、政治处主任陈小峰等同志的指挥下，击退了敌人的十几次冲锋，胜利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撤退的任务。
此次战斗，我军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山东领导机关、军区党代会和山东抗大安全转移，保卫了党的干部，为鲁南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战功。
先烈们英勇顽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胜利前进。

1941、1942两年，鲁南军民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认真执行了罗荣桓同志创造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及大大小小几十次“扫荡”，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赵铺同志牺牲后，王麓水同志于1943年初由滨海来到鲁南，接任区党委书记和鲁南军区政委。
王麓水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军政兼优，联系群众，会使用干部，善于用兵打仗……很快就改变了鲁南的局面。

正当我鲁南军民与敌伪顽浴血奋战之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令其嫡系部队李仙洲的九十二军进入山东，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
1943年4月2日，九十二军到达我中心区大炉、上村等地。
我军为争取团结抗日，一直采取克制退让态度，当李部到达滕县后，即在良子口缴我民兵枪支，向我群众开枪。
5月9日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我军大举进攻，鲁南的土顽惯匪也纷纷投靠九十二军，为他们打头阵，作向导。

九十二军的暴行，激起了我鲁南军民的无比义愤。
眼看着王麓水同志领导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部分根据地又被九十二军占领；我民兵、抗属离乡背井扶老携幼地跟着部队转移，而九十二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横行霸道，我们真是心如刀绞。
我率领军区机关撤离到天宝山南大顶山固后，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
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决定争取主动，击退九十二军的猖狂进攻。

远处炮声隆隆，叩击着每一个人的心。
我指着地图上九十二军的矛头所向，对王麓水同志说：“政委，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啦！
”

王麓水同志走到地图前，沉着而坚定地说：“这场战斗关系重大，东北军已经撤走，把九十二军赶出鲁南，我们就可以控制山东形势，粉碎蒋介石的罪恶阴谋，进一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这对整个山东和华北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

当时我鲁南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总共不到四千人，其中大部分正远离军区抵抗日伪顽的进攻，军区身边的战斗部队只有三团的两个连，加上军区特务连还不足五百人。
而九十二军的先头部队一四二师有四千多人，装备优良，且有惯匪刘黑七一个师配合推进。
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打好这一仗？王麓水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我说：“司令员，我看天宝山的前哨小松林附近是个好地方，在那里打他一个伏击战，怎么样？”

“对，以少胜多，打伏击是个好办法。
”

“打伏击的先例很多，1930年白匪军主力十八师张辉瓒向我苏区围剿时，我军就曾乘其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围歼敌军，俘获敌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
这次九十二军入鲁，可以说是第二个张辉瓒。
第一、敌人长途行军，十分疲惫；第二、敌人初来鲁南，地形不塾；第三、敌自以为是蒋军主力，装备优良，十分骄横。
而我们部队虽少，斗志正旺，可利用松林的有利地形，将敌分成几段，专打敌人首脑部位，使其失去指挥，一举把九十二军赶出鲁南。
”

王麓水同志不愧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员，他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
我当即赞许地说：“对，从整体上看，敌人占优势，但在松林这一点上，我们三个连对付敌人一个师部，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我们又和参谋处长来光祖同志仔细地研究了作战方案，立即下达了命令，通知部队向天宝山集中。

真是天公作美，第二天一早就下起雨来。
王麓水同志亲临前线，冒雨指挥。
从清晨一直等到中午，当敌人先头部队过后，一四二师部出现的时候，我埋伏在松林附近的三个连迅速插入敌阵，将敌人的长蛇阵拦腰切断，骄横的敌人遭到猝不及防的打击，队形立刻大乱。
泥泞的公路上人马相撞，拥挤不堪，象没头的苍蝇一样溃不成军，纷纷缴枪投降。

在激烈的战斗中，顽军的正、副师长均被击伤。
敌人失去了指挥，首尾难顾，激战一小时，打死打伤生俘800余人，其余的落荒而逃。
我军一鼓作气，全线追击。
天黑之前，我三团、五团和各分区独立营及地方武装，也先后赶来参加战斗，经过三昼夜的追击战，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大部被歼，剩下的800余如同丧家之犬，惊慌地逃过津浦线，窜回安徽阜阳。

九十二军被赶出鲁南，我军声威大振，人民欢欣鼓舞，敌伪闻风丧胆。
这年11月，我鲁南八路军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一举消灭了危害群众十九年，破坏抗战的惯匪刘黑七（刘桂棠）部，刘匪本人亦被击毙。
接着挥师南下，在陡沟消灭了制造银厂惨案的伪十军荣子恒部一千多人，在赵家坊活捉土顽头子李子赢，在崮口消灭荣子恒伪二师刘国部千余人，在全面大反攻的1944年，我军又先后歼灭了破坏抗日、为虎作伥的土顽申宪武、王洪九、张里元等部，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寇投降后，鲁南地区的八路军三团、五团和地方武装组织建成山东人民解放军第八师，王麓水同志任师长兼政委。
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攻城夺寨，无坚不摧。
不幸的是，1945年底在解放滕县的战斗中，王麓水同志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鲁南的党政军民各界无不悲痛万分。

是的，鲁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烈士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应该懂得胜利来之不易，珍惜今天大好时光，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完成先烈们未竟的事业。
倘若先烈有灵，当会含笑九泉的。

原附记：张光中同志1931年8月入党，曾任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委员，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队长，苏鲁支队支队长，鲁南军区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徐州警备区司令员兼徐州市长，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1984年逝世。
他是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此文是其生前撰写。

（傅水顺、董昭和整理）

资料来源：

《枣庄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