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高光，再难拥抱平淡。
泊头却不然，她的高光在幕后，在台下，在后方，因而习惯了无闻，习惯了忘却，习惯了消逝……如是，她虽经沧海，却甘愿为水。

历史的价值有时反向而存，无闻的、忘却的、消逝的微小，往往恰是造就宏大的渊薮之所在。

沿着京台高速飞驶，心中向往已久却不曾领略的那片胜景不断催促着脚下的油门，一路驰向沧州，继而循着大运河转向泊头，驶入泊头九市。
缓缓穿过“信誉楼”商场一侧店铺林立的狭长胡同，一个小广场在胡同尽头忽现，广场中央赫然挺立一块石碑，由上至下刻着三行醒目的红色大字：“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1948.4—1948.12”。
石碑后不远处，座落着一个山西风格的院落，凹型建筑，青石青瓦，正是无数次在史料中读到过的那个四合院，陌生而熟悉，神秘又亲切。

“老家”、“华北建设公司”、“老头”，一连串代号瞬时涌了出来。

一步一步走向凹型院，走近那段名垂竹帛的秘战往事，激动得心潮逐浪高！

一

此行方知，享誉四海的天津鸭梨，实则产自泊头。
泊头鸭梨的种植史可溯至西汉，隋唐时期得以推广，明朝则更为普遍，至清末明初，又在运河漕运和津浦铁路带动下得到极大拓展。
自古以来，梨花飞雪满泊头，是每年春时最惹人的一道风景，据说隋炀帝当年游运河时，曾在泊头登岸观赏梨花，自此也便有了芳菲四月来此踏春赏花的习俗。

1948年4月，应着梨花绽放迎客来的春景，一队神秘人马悄然来到泊头安营扎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同年5月改组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此落户泊头，一场运筹于泊头、决胜于平津的暗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是统一指挥平津两地隐蔽斗争的领率机关，其前身系1941年春成立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后为因应形势变化而5度改组、13次迁址。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胜利在即，华北城工部所属人员分别编入新成立的北平、天津两市委。
至此，在艰苦卓绝中暗战了8年的华北城工部卓越完成了历史使命，昂首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并不如有些人所说那么随性、偶然，它的选择从来都是深思熟虑的。
泊头成为中共隐蔽斗争一段辉煌历史的选择，有其当然的多方因素。

于天时，经过两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在全国各战场节节败退，总兵力、战斗力和士气大幅跌落。
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相继连成一片的解放区成为支援战争的巩固后方。
国民党政权虽仍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在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将战争引向战略决战。
济南战役胜利后，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孤悬于其中的北平、天津，其解放指日可待。
在此大势下，华北城工部需抵邻平津，靠近指挥城内地下党配合解放，其落户泊头因此成为历史的选择。

于地利，泊头北距北平、天津，南望济南，西临石家庄，是连接华北、华东的重要通道。
泊头位于津浦铁路线上，南北有运河水路，东西有沿海至石家庄的公路，交通发达便利。
泊头因商贸而生，《读史方舆纪要》载：“商贾凑集，筑城于此”。
城工部正是以“华北建设公司”为商业掩护，隐蔽于上千家商号之中的。
所在凹型院，是一位山西商人清末民初所建，地处闹市，临近运河码头和火车站，人员来、往、聚、散便捷且隐秘。
最为重要的是，自1946年12月起城工部就在泊头建有秘密交通站，有良好的秘密工作硬软件基础。

于人和，泊头是1946年5月就回到人民怀抱的老解放区，政权稳固，群众基础好，为城工部放手工作提供了安全保障、生活基础和人力支援。
部机关所在凹型院是当时泊头最好的房子，城工部领导和骨干人员隐居于运河两岸一带民舍，另设十几处秘点专于接待“客人”。
大庞、小庞、苏屯、姜桥、漫河等周边十几个村庄担负着保障性任务，如为来往“客人”提供食宿、为各类培训提供场所、帮助缝制进城干部所需各类衣装等，老百姓像对待亲人一样掏心窝子对待各路“客人”，凡数过客，无不思念泊头，无不感恩泊头百姓，泊头因此有了一个隐秘而亲昵的称呼--“老家”。

泊头是13次迁址的最后一站，历时不过9个月，却成为华北城工部铸就辉煌的一站，走向胜利的一站，圆满谢幕的一站。
就像完美的舞台与出色的演员之间相互成就一样，泊头用天时、地利、人和助力城工部走向杰出，城工部更是用杰出将偏于沧州一隅的小小泊头永久载入了隐蔽斗争的宏大史册。

二

如今，从泊头到北平，驾车行驶高速，218公里路程2个多小时即可抵达。
75年前，从泊头到北平，则经历了一条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漫长征程。

1949年1月29日晚，一道电波划破北平夜空，秘密电台报务员艾山随即失声笑了起来，笑得从小板凳上翻倒在地。
原来，她收到了一份英文简字暗语电报：“老头明天到你家去。
”电台所有人员齐声欢呼起来：“北平解放了！
北平解放了！
”①

75年后的今天阅读当年的译电员方亭70年代所写回忆文章，依然能感受到笔端喷涌而出的那股喜悦。

“老头”是什么人？为什么“老头明天到你家去”就意味着北平解放？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已发展到3376人，其中华北局城工部系统2862人。
②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5000多人。
天津地下党员1564人，其中华北城工部系统1300多人。
这位代号“老头”的神秘人物，正是统领城工部平津地下大军的幕后总指挥。
直至解放，许多地下党员特别是基层党员，只闻“老头”其名，不识“老头”其人。

如今，胜利了！
解放了！
“老头”要从幕后走上前台，脚踏春风挺进四九城，大摇大摆地前往潜伏电台看望慰问地下尖兵，宣布电台停止工作，准备迎接大军入城。
这便是“老头明天到你家去”所隐含的深意。

两天后，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古城宣告和平解放。

2月4日上午，北平街头出现了许多蒙头遮脸的神秘身影，从四面八方陆续涌向国会街。
他们前往的是同一个目的地：北京大学四院礼堂（今新华社社址）。
他们参加的是同一个活动:“中共北平市党员大会”。
由此可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共北平地下党员。

至中午，礼堂已是席不容间。
主席台上悬挂的镰刀斧头旗是学委干部前一天赶制出来的，毛主席像是从部队借来的。
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第一副书记兼军委会主任、市长叶剑英，第二副书记赵振声。

这就是北平解放史上著名的“地下党员大会师”。
受场地限制，全市3376名地下党员当中，只有2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主要是华北城工部领导下的学生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市政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所属党员及平民工作委员会总支委员以上干部。

面对这次公开的大会师，地下党员们欣喜不已，胜利了，隐蔽多年的党员身份可以公开了，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但同时，他们又不无顾虑，地下工作历来要求单线联系、互不交叉，此前即便是回“老家”学习、培训，也都是在彼此隔离、互不知情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
如今，全市几千名党员公开集合开大会，暴露于社会公众面前，心中不免顾虑，许多人戴上了口罩、棉帽、墨镜。

此次会师前，许多党员虽同在一个单位，参加同一斗争，彼此相知，却不识对方的庐山真面目。
这次与会，先在场外按单位整队集合，这才发现彼此原来是同志，惊喜地相互指着喊到：“原来是你呀！
”“你也是呀！
”大家不禁欣喜若狂，有的亲切握手，有的热烈拥抱，欢跃的情景使在场所有人无不为之感动。

这次大会一直持续至第二天凌晨。
听着领导们一一讲话，地下党员们的顾虑彻底打消了。
当聂荣臻宣告“过去我们是地下党员，现在是公开的地上党员”时，全场沸腾了，2000多人欢呼雀跃，一时间口罩、帽子、墨镜满天飞。

彭真最后讲话，他在介绍市委班子时，特意把主席台后排就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请起来，郑重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的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
”全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老头！
”“老头！
”他就是“老头！
”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老头并不老啊！
”

时年四十岁的刘仁，满含热泪起身，向他的地下大军鞠躬致意。
“地下党员们这才见到了他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谋面的这位领导人。
一些人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个仔细。
只见他，中等个头，敦实身材。
他那坚毅敦厚的面容、炯炯有神的目光、朴实无华的形象，虽然出乎人们原来的想象，然而却使大家感到十分亲切。
”③

历经20多年的浴血斗争，北平地下党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老头”的身份公开了，地下党员们的身份公开了。
再见了，暗语、化名、代号；再见了，潜伏、隐蔽、卧底。
从此，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大声地互称同志了！

三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
华北城工部历经5次改组、13次迁址、8年暗战的蹉跎与磨砺，就是为了迎接平津战役这场大考。

巧合，亦或是暗合，走进凹型院那一刻，突然想起当天是2024年全国高考开考的日子，千万考生正走进他们的人生考场。
而我们此刻所在，不也是刘仁和他的战友们75年前迎接大决战的“考场”吗？！

作为城工部机关7个室的“考场”，920平米的凹型院显得逼仄而简陋，设备落后，家具陈旧。
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影像、一幅幅油画和图表，生动还原着当年的“考场”氛围，刘仁和他的战友们正紧张、缜密、高效地解答着决胜平津的一道道考题。

情报工作答卷之卓越，令走入凹型院的每一位参观者瞠目、惊叹而肃然仰望，脑海里重复闪动着一句话：敌动我知，敌未动我先知。
《孙子兵法.用间篇》关于“动而胜人”的核心密钥，自古为兵家所仰止，而刘仁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

早在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华北城工部就领导五大工委会（学委、工委、平委、铁委、文委），从“一根麻绳”、“一个网格”起手，逐步织起了一张覆盖平津的情报网，从国民党华北军政高层，一直延伸到社会底层。
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天津市长杜建时的秘书方纪文是地下党员。
绝大部分大学、绝大部分中学都建有地下党和外围组织，很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成为学委系统党员或外围成员。
主要报纸都打入了地下党，以采访发布为名监视着平津两地种种异动。
重要军工厂里都建有地下组织，把生产的品种、数量、时效、去向掌握得一清二楚。
铁路系统的一些调度、司机、司炉是秘密党员，对敌部队调动的番号、数量、动向、装备等情报了如指掌。
电信局的长途科、线路科、电台、营业处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实时监控敌电报、电话联络中的军政动向。
文艺团体也不例外，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和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就是直属城工部领导的祖国剧团的秘密党员。
就连“六必居”酱菜园、“东升平”浴池、人力车夫合住的“锅伙”，都打入了地下党。
有了这样一张天罗地网，战端一开，情报工作得以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级全面开花，实时、精准地按住了战争脉搏。

刘仁将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调回北平，入住傅作义的中南海总部，对敌最高决策层实现了最大限度“抵近侦察”。
傅冬菊每天向上级汇报傅作义的动态，“有时他头天晚上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他上午的事，下午地下党就知道了。
”④

惊叹于如此实时、精准、详实的战略情报能力，时任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感叹：“几十年来，我打了许多仗了，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⑤

说到敌未动我先知，最为辉煌的情报战例，便是获取敌偷袭西柏坡和石家庄的作战计划。
故事广为人知，有关书文汗牛充栋，但就城工部的情报能力而言，仍有值得补充之处。

1948年10月中旬，蒋介石与傅作义密谋以“围魏救赵”为幌突袭西柏坡和石家庄。
12月23日下达命令后，偷袭部队未动，偷袭计划就已被北平地下党侦获。

关于这段历史，最常见的说法是，这份情报是华北社会部打入华北“剿总”文印室的地下党员刘光国、华北城工部打入《益世报》任采访部主任的地下党员刘时平、石家庄情报组织这3个渠道获取的。
然而，从有关史料看，华北城工部系统除了广为人知的刘时平渠道外，专司敌军工作的王甦从北平联勤第五补给区（负责傅作义部后勤保障）副司令赵龙韬处⑥、秘密党员杜任之从担任傅作义保健医生兼‘剿总’军医处长的胞弟杜敬之处也都获取到了这份情报。
⑦也就是说，城工部所属地下党，有3个渠道同时获取了这一关乎党中央安危的情报，互为补充，交叉印证。

接下来的历史剧情众人皆知，毛泽东运用各渠道所报情报内容，加以脱密伪装后写就三则新华广播稿，导演了一出现代版“空城计”，一纸檄文吓退了2万敌兵。

另一个不容略过的情报战例，是获取天津城防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天津先后两次大兴土木，修筑了环绕天津城的永久性城防工事。
围绕城防的一防一攻，成了决定战局的胜负手之一，敌城防工事详情也就成了我地下党志在必得的情报。

1947年3月至12月，军人出身的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主持构建了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周长42公里的环城防御工事。
1948年7月，刘仁指示天津地下党尽快搞到敌城防图。
打入天津市工务局工程处的地下党员麦璇琨将城防工程10个工段的情况逐一摸清，利用同事午休之机，在单位绘图室汇制一份整图。
一天中午，他正“加班”，一位监工推门而入，看了看他画的图说：“是不是学张松献地图？”麦璇琨心里一惊，但表面上竭力保持镇定，用一句“你别跟我开玩笑啦”有惊无险地化解了危局。

地下党员、大众照相馆经理康俊山将麦旋琨绘制的图纸缩拍成8寸照片，经化学处理隐去图像，裱糊在一对老年夫妇2张12寸大照片背面，转交交通员赵岩。
城工部专派武装交通员刘圣基，从天津一路暗中护送赵岩至泊头。

陈长捷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后，于1948年6月主持完成了城防工事增扩建工程，吹嘘“让天津穿上了盔甲”。
⑧隐蔽在天津市工程局建筑科的地下党员张克诚受命摸清增扩建情况，但负责碉堡验收的常工程师要么手不离图，要么图入密柜，无从下手。
机会往往出于一筹莫展之际，一天下班前，局长紧急召见常，后者情急之下将手中碉堡图置于书架之上匆匆而去，张克诚得以“盗”图回家。

这份图纸很大，张克诚当晚未能全图复制，他冒险把图纸留藏家中，第二天从容上班，见常工程师正在到处翻找，就问常找什么，常支吾不答，可见并未怀疑到自己。
这一晚，张克诚完成了整图绘制，于次日将原图“完璧归赵”。

赵岩直到1977年参加老地下党员座谈会，才知道他当年送的那两张照片就是天津城防图。
张克诚1988年回忆说，只记得把图交给了地下党负责人黎智。
而麦璇琨直到1991年才得知，他绘制的那份城防图解放天津的时候“管用了”。
他们满腹心思只是能否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至于有没有功劳、是否为人所知、所获情报究竟派上了多大用场，则不问，也不说，让它“烂”在肚子里。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劝和促谈，推动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是凹型院交出的更为杰出的答卷。
聂荣臻元帅赞叹：“北平和平解放，固然首先在于当时已成大军压境必然胜利之势，但和刘仁同志领导的地下党从内部密切配合，促使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

为落实中央指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刘仁要求地下党“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动员傅的亲信和亲属直接去做傅的工作。
”⑨于是，在解答如何实现“北平方式”这道大题、难题的过程中，一批傅作义身边的党内外人士在刘仁及其战友的发动下走上了考场。
这其中，三位国民党“千金小姐”的答卷格外亮眼，成为破解考题的关键步骤。

第一位的名字众所周知，她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与原配夫人张金强的大女儿傅冬菊。

傅冬菊抗战期间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青”。
她为人正直、忠厚、作风朴实，讨厌与国民党达官显贵周旋，1946年毕业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后，她服从组织安排，常以“大小姐”身份出入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刺探情报。
⑩

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大肆抓捕进步学生，傅冬菊机智地以“剿总”驻津办事处为掩护，迅即通知南开大学战友们转移，避免了流血牺牲。

刘仁了解到傅冬菊的情况后，当即指示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将傅冬菊调回傅作义身边做工作。
佘涤清提出，傅冬菊提出入党申请很久了，如果让她回去，以先吸收她入党为好。
刘仁当即表示同意。
傅冬菊回到北平后很快被吸纳入党。
⑪

接受特别任务回到傅作义身边后，傅冬菊以父女之情做父亲工作，劝父亲派代表同中共地下党直接联系商议和谈，并提出要父亲起义，还因不满父亲的一些行为而与之正面冲突。
“傅冬菊的话对傅作义震动很大，也让他思考很多，对于他的思想转变发挥了很大作用。
”⑫

第二位是中共南开大学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原副军长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
曾延毅与傅作义是保定军校同班同学、拜把子兄弟。
傅作义任35军军长时，曾延毅任副军长。
有了这段故交，曾延毅虽已赋闲在家，仍有做傅作义工作的渠道和资源。
刘仁专门安排曾常宁到泊头，亲自与她谈话，让她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

经曾常宁做工作，曾延毅很快与地下党员王甦见面并按照王甦的建议，写信并往见傅作义，以“保卫平津”为由希望重出带兵。
傅作义态度热情，但只同意委以无权虚职，曾延毅自知傅作义对自己已无当年那份信任，随即介绍了傅作义另一位重量级故交，由此引出第三位“千金”登场亮相。

第三位“千金”，是“民青”成员、“华北剿总”中将参议刘后同的小女儿刘杭生。
刘后同是傅作义和曾延毅在保定军校的老师，傅作义一战成名的涿州战役，正是刘后同主持制定的作战计划。
傅作义对这位老师敬重有加，执掌华北后特委任他为“剿总”中将参议，常就一些重大问题向他请益。

曾延毅、刘后同同在天津做寓公，往来甚密。
刘杭生是曾常宁耀华中学学妹，在后者影响下加入“民青”。
刘仁得知刘杭生在解放区学习，亲自与她谈话，安排她立即返津劝说父亲刘后同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北平和平解放。
刘杭生时年不满18，刘仁专门安排曾常宁做她的上线，指导她做工作。
送别刘杭生时，正值天寒地冻，刘仁特意将自己唯一一件皮大衣送给了刘杭生。

刘后同完全拥护和平解放，很快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索性搬到北平常住，紧锣密鼓地就近做傅作义的工作，对傅作义打消思想顾虑、下决心和谈发挥了重要作用。
连续85天为和平奔走，刘后同劳累焦急，以致左目失明，被称为“和平老人”。

隐蔽斗争中，能够实时、精准地获取敌高层决策内幕实属高难，刘仁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
而能够影响到敌高层决策的走向则是至高境界，刘仁和他的战友们又做到了！
还有，策动92军等国民党部队起义，留住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护城、护校、护厂……刘仁和他的战友们都一一做到了！

运筹于泊头，决胜于平津，刘仁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了一份卓越的答卷。

四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这是一行参观者听过刘仁的故事后共同的感叹。

如同那个年代许多革命者，刘仁原本不叫这个名字。
他本姓段，名永鹏。
参加革命后，曾以“段瑞”、“王崇义”等为化名。
1935年11月刘仁到达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接见他时说：“这些年你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你能活下来，真是万幸。
我看你就不要再叫‘段瑞’、‘王崇义’了，改名叫刘仁吧（意思是：从敌人屠刀下幸存下来的）。
”从此，刘仁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
⑬

北平解放之际，经刘仁领导地下党做工作，北平的教授、专家、学者、艺术家、社会名流几乎全部留了下来，周恩来因此亲切而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老师留下了，不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名叫‘留人’呀。
”⑭

历史的精彩总能入人也深，总是历久弥新。
75年后的今天重温平津战役幕后那场罕有其匹的暗战，刘仁这个名字，历经岁月磨洗，发散出更厚重丰盈、更鲜活具象的道道光彩。

蓬生麻中，刘仁的人生取向有其必然。
他是四川酉阳县龙潭镇人，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是亲戚，称赵世炎为舅舅。
刘仁15岁时随舅父田梓先到北平求学，与赵世炎一家同住西城宗帽胡同8号一处四合院，在与赵世炎朝夕相处中开始接受革命理论，思想得到启蒙。
考入华北中学后，进步同学果振亚引导他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7月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
18岁就入党，且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在许多人背叛、怀疑、远离革命之时，这个过程中的思想洗礼造就了刘仁作为笃信者的革命坚定性，一个人的思想基础也因此成为他后来领导城工部时考察、培养、使用干部的首要标准。
每一次个别谈话、每一期干部培训，理想信念、组织纪律、革命气节都是一成不变的主题。
就连临时“回家”的“客人”，也要见缝插针安排学习。
曾常宁离开解放区前一天正值“三八”节，她特别想参加“老家”组织的节日活动，却被安排学了一夜文件：“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炕头的小油灯下读文件直到深夜，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三八’节。
”⑮

即将派入北平的王若君正在恋爱，怕分开后双方感情中断。
刘仁不批评、不强压，而是耐心教导说：“我们党内没有什么订婚不订婚的规矩，搞地下工作，不但不能和爱人联系，而且难免有牺牲。
你要是能去北平，就去；如果不愿意去，组织上对你不勉强，也不处分，可以分配你别的工作。
你好好想一想。
”说完，他静静等待着王若君的回答。
当她果断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时，刘仁才满脸笑容地肯定说：“你的态度是正确的。
”⑯

刘仁与报务员艾山行前谈话：“到敌占区去，环境是残酷的，很可能被捕。
但不要怕，最多不就是一个死吗？你如果牺牲了，我们给你开追悼会。
”⑰

“春风化雨”、“一生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情澎湃”、“深受教育”，这是几十年后老地下党员们追忆刘仁与他们谈话时，浮现率最高的词句。

阅历造就能力。
自15岁到北平求学，刘仁的人生就与城市联系在了一起，他的足迹遍布北平、上海、武汉、天津、张家口、包头，对城市尤其是平津两地的生活、工作环境了如指掌。
自1927年入党至1949年北平解放22年间，除在莫斯科学习两年、在延安中央学校任职一年之外，刘仁的工作岗位几乎没有离开过白区和敌后，他在北平参与、组织过学运，在上海办过夜校，在天津、张家口、包头从事工运，期间还在孙殿英部做过兵运，地下斗争经历之丰富可见一斑。
由他领导城市工作，知其表亦入其里，轻车熟路似王良。

地下党员石梅（蓝天野的三姐）进入北平后的掩护职业是家庭教师，刘仁仔细端详她的打扮后问，为什么没烫发？石梅说，不喜欢那个样子。
刘仁笑问，城市里职业妇女烫发的多不多？石梅答，比较多。
刘仁于是开导说，你想，请得起家庭教师的中学生家庭是什么生活水平？你经常出入这些人家，服装、打扮应该和环境适应，这样才不会被敌人注意。
进城后有一次突发危情，石梅需要跑遍东西南北城通知有关同志隐蔽转移，她刻意把自己装扮华丽，一直跑到半夜，途中虽几遇敌巡逻队，却未招致怀疑。
完成任务那一刻，她从心底里感激、叹服刘仁当初的叮咛。
⑱

由于熟悉平津一带情况，刘仁对每一条秘密交通线的起点终点、途经何处、哪里建交通站，都会亲自布设。
“客人”返城时，刘仁会指导不同身份的同志走不同路线，如，学生身份从清华、北大一带关口入城不易被察，农民、工人走怀来一带比较容易闯关。

熟能生巧，长期的白区工作经验赋予刘仁许多创造性的发明，令人新奇而钦佩。
比如，为了将城里的地下人员召回泊头轮训，又避免他们彼此照面，发生不应有的横向接触，刘仁和战友们创造了“蜂窝式”培训。
即，在会场上挂起白布单子，把整个场地隔成一个个方格式“小房间”，如蜂窝一般。
每位“客人”一个“小房间”，四周白布遮挡，头顶露天透气，相互不见，但都可以听到“授课”教师的声音。
每位“客人”扎头巾、戴口罩，由各自联络员一个个单独带入“小房间”，只许听讲，不准发声。
下课时再一个个带回住处。

巧用敌人报纸传递情报，是刘仁的另一大发明，他指示地下党把一些采访到的军政情报夹杂于发布或专访中，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城工部很容易就能买到这些报纸，跟踪关注、综合整理起来，就是一份份完整情报。
国民党的报纸，成了北平地下党传递军政情报的义务交通员。
这种大模大样利用敌人宣传工具，公开合法传递敌情的做法，直接、快捷且安全，既有智慧又具胆识，实乃刘仁领导北平情报工作的一大创举。

历经风浪，方能挺立潮头。
刘仁经历党内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第一次在武汉，他失去了入党介绍人果振亚，目睹了党团组织遭受巨大损失。
第二次在天津，立三路线搞行动委员会，他和一批同志被捕入狱。
第三次在绥远，特委的工作成果短期内被摧毁。
⑲

三次惨痛经历，让他深深感受到敌人的凶残，认识到隐蔽斗争少有容错机会，由此产生了强烈而缜密的防护意识。

为确保曾常宁泊头之行不暴露，刘仁专门交待天津地下党将曾常宁装扮成农村姑娘，往返派得力交通员护送。
在解放区期间，安排她换上这里常见的制服，住宿距泊头数公里的韩林村，派专人接待、照顾，嘱咐她呆在屋里“不要乱走动”。
刘仁见她那天，派人带来一件皮大衣，让她从上到下把自己蒙了起来。
一路上谁也看不出她，她也只能从大衣缝里看到一点儿路。

三次惨痛经历也让刘仁体会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自此他特别注意在隐蔽斗争中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
天津地下党有个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抗联”，为了扩大党的影响，经常上街撒传单。
刘仁肯定他们的革命热情与牺牲精神，但叫停了这种冒险行为。
他举例说，你们生活在老虎嘴边，现在还没有力量打死老虎，那就让老虎睡着，不要吵醒它。
“抗联”中有观点认为干革命就得深入到工人当中，一些家境富裕的女学生决心辍学当工人。
刘仁劝阻说，“大小姐”辍学当工人是不合常理的怪象，极易引起敌人怀疑。

针对地下电台的特殊性，刘仁严格纪律：“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不读进步书刊。
”⑳报务员艾山行前问刘仁：“如果在大街上遇到学生游行，我怎么办？”刘仁回答说：“搞群众运动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收发电报，保护电台。
”

为了确保长期、安全地埋伏在敌人内部，地下党表面上总要有些应付，以免敌人怀疑。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宣部勒令所有报刊今后一律不许提“共党”、“共军”，而要称“共匪”。
报界地下党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刘仁得知后明确指示，发布中用“匪”字，不算反党；社方指定撰写的文章里杂有敌人观点，不算反党；进步书店卖些灰色甚至反动刊物作掩护，不算问题。
㉑

刘仁从21岁起担任各级领导，33岁挑起华北城市工作的重担，养成了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问题的工作思路，这对于要求未雨绸缪、厚积薄发的隐蔽斗争来说至关重要。
1942年中央要求加强敌后城市工作，刘仁立即着手筹建地下电台，储备人员，筹集器材，用了五年多时间“预演”、“练兵”，为日后平津决战走出了富于前识的“先手棋”。
最早选调的报务员赵振民生长于农村，没有进过大城市，刘仁于1943年7月把他派到天津，隐蔽在地下党员家中“练兵”，每天只抄收新华社明码电报，不与根据地联系，重在熟悉城市生活，掌握地下工作规律。
1945年3月，刘仁又从北平来的学生中选派方亭、艾山等5人学习无线电，于解放战争爆发后陆续派入北平，成为“北平方式”幕后战功赫赫的“电台三套人马”的骨干。

刘仁年纪轻轻就先后被选用为延安中央党校秘书长、北方局秘书长，或许正是他的深入、细致所致。
这一特质也成为他后来领导隐蔽工作的一大优势。
在对傅作义劝和促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崔月犁，40年后忆起刘仁的“无孔不入”，仍感慨不已：“我们和傅作义接触前，作了大量调查，对与他关系亲近、能够登堂入室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的情况作了详细了解。
然后通过直接、间接的关系和这些人接上头，再通过这些人去接近傅作义，做他的工作或通过这些人去影响他。
”㉒曾延毅、邓宝珊等一大批关系就是经过刘仁“无孔不入”的摸排发动出来的。
曾常宁初见刘仁后也惊呼：“刘仁对我和我父亲曾延毅的情况，十分熟悉。
对我父亲的了解，比我还要清楚。
”㉓

走出凹型院，一行人纷纷掏出手机，急切地搜索起来，很快，都如获至宝地会心一笑：

“《刘仁传》买到了！
”

“我也买了！
”

“我下单了！
”

看来，刘仁这个名字，已经走进每一个参观者的心里了。

五

参观结束已近傍晚，凹型院于落日余晖中渐行渐远，在“信誉楼”庞然而现代的身躯之下，显得沧桑，毫不起眼。

一旁的大运河没有了昔时的风起水涌，没有了惊涛拍岸，默然无声地流淌着，流向需要它流淌的地方。

拼夜市的小车小摊挤满了狭长小街，撸串儿畅饮的夜客们正纷沓而至。
三两老少在挺立着石碑的小广场上闲走、玩耍，听说不时有广场舞在此上演。
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近在咫尺的凹型院，只兀自享受着夏夜的消闲一刻。
或许，他们离小院的荣光太近而迷住了双目；或许，他们离小院的荣光太远而感受不到它的耀眼。

驶离凹型院时，纪念馆何主任和两位端庄秀丽、口齿伶俐的讲解员热情地挥手与我们告别。
站在熙攘喧嚣的夜市一侧，城工部旧址这三位年轻守护者的身影格外挺拔，却也颇显孤单。

夜静更深，满城寂然，月光洒下一片洁白，把夜幕中的凹型院照得光彩夺目。
一行人毫无困意，仍在兴奋地高声谈论着凹型院里的见闻，一时间赞叹、拍案溢满了宾馆，引得同行的老友诗兴大发，当即吟得五律一首：

《沧州寻泊头旧址有怀》

古道新桥驿，梨花故水滨。

吴钩随赵客，汉马扫胡尘。

虎穴城防策，刀锋暗战人。

东方天欲晓，一院控平津。

泊头之行最大遗憾，就是梨花绽春的时节已经过去，洁白、淡雅、清香的梨花早已凋谢。
不过，梨花凋谢后就会长出果实，她是为了果实而凋谢的。
是啊！
四散而去的观光客们怎会知道，没有四月的梨花凋谢，又哪会有九月的鸭梨酥甜呢。

回京了，车轮缓缓驶出泊头那一刻，似有阵阵花香盈鼻，分明是梨花独有的清芬，那是盛花期过后绵久悠长的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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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缅怀刘仁同志》第114页、115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10月

②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534页

③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编《刘仁传》第202页、203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④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第5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

⑤聂荣臻著《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557页、558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8月

⑥王甦《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伪军工作》，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第34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8

⑦松植著《平津战役秘密战》，第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11

⑧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2021年3月第1版，第399页

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第5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

⑩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第155页

⑪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第155页

⑫王汉斌《北平和平解放前的秘密联络工作》，《城工部在泊头》第233页、234页，城市工作部纪念馆编印，2021年4月

⑬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编《刘仁传》第58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⑭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编《刘仁传》第197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⑮曾常宁《回忆解放前我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天津解放纪实》第27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

⑯王若君《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第324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

⑰方亭《难忘的战斗岁月》，《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第262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

⑱石梅、肖笛、石电宣、梁国柱《忆刘仁同志二三事》，《缅怀刘仁》第320页，北京出版社，1979.10

⑲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编《刘仁传》第50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⑳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编《刘仁传》第17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7月

㉑张文松、张青季《揭露敌人，唤起群众》，《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5辑》第166、167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

㉒崔月犁《与傅作义将军和谈的有关情况》，《天津解放纪实》第28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

㉓曾常宁《回忆解放前我做父亲曾延毅的工作》，《天津解放纪实》第27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