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无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月中旬，葛菲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重组报告。
“我们在积极自救，相信能挺过去。
”他这样说。

两年前，这名90后从美国回到嵊州小城时，他家的企业——拥有2500名员工的天乐集团，已经是风雨飘摇。

这是一家具有近45年历史的大型企业，虽然它位于小城嵊州，但在电声领域，它是全国电声行业隐形冠军，拥有不小的国际话语权。

1974年的中国，改革尚未启幕。
在嵊州的一个小镇，葛菲的爷爷葛南尧创办了一个工场。

近45年来，教师出身的葛南尧就从这个校办厂起步，缔造了一个亚洲最大的电声企业，在1994年产值就达1.6亿元，员工最多时有5000多人，产值最高时达38亿元。

但是， 到了葛菲手里时，已是危机重重。
复杂的内部关系，紧张的资金链，巨额的银行利息……

如今，在90后的三代接班人手上，天乐正在经历一场涅槃。
“现在我们确实遇到危机，但我们也在努力，希望通过这次机会，革除企业管理方面的一切弊端，走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
”葛菲这样告诉钱江。

停不停产

要不要停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对于葛家来说，更是一场煎熬。

75岁的葛南尧，一手创办了天乐集团，在当地，人们都尊称他“葛老师”。
今年6月，在经受了一系列的危机后，这名老企业家病倒了。

他的儿子葛锦明则一直陷入了犹豫，他有太多的顾虑。
最直接的，一旦停产，员工和客户怎么办？

最终，年轻的葛菲拍了板，“暂时停产。
”

这段时间，是葛菲以代理总裁的身份，真正接管自家企业，他在美国学金融资产管理，回国，也是为了家族的使命。

真正接管后，他才发现，要办一个企业太难了。
比如绝大多数时间用在了接待上，各方面的人，银行、政府、客户……

果然，停产当天，就有工人来把他围在了办公室，要求发工资，复工。

葛菲一遍遍向工人们解释，最终还是报了警。
警察把他从办公室带了出来。

几天的停产，很快带来了连锁反应。
这天晚上，飞利浦的全球总裁从比利时连夜赶到了嵊州，要求复工。
因为，这几天的停工，已经造成了一条宝马生产线的停产。
只因宝马要用飞利浦的音响，而音响需要天乐生产的电声配件。

如果再停几天，另一家汽车厂商的生产线也将面临停产。

天乐在电声领域的话语权，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体现，即使它现在还陷入在困局中。

停产的原因其实是天乐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确切地说，天乐集团，已经失去了财政大权，它只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

财务、产品销售、订单，全被控制在一家叫和乐的公司手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这背后是一场危机的延续。

扩张泥潭

天乐集团的危机最早起源于一次扩张。

2003年，花甲之年的葛南尧意识到了转型升级。
他回顾那些年来，自己从借200块钱开始办厂，从卖板刷到生产电声配件，拖着病体，一路打拼，已经开办了十几家工厂。

他也看到，自己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
转型，迫在眉睫。

于是，这一年，他投资了500万元，研究生产平板彩色电视机。
但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心里也没底。

不过，他判断，平板电视机的市场前景会好的，于是，又买下了128亩土地，开始建一个天乐数码园。

竣工那天，他不敢去请市领导，因为担心数码万一搞不下去，有损市里的形象。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转型。

第二年，数码公司就接连亏损，仿佛陷入了一个泥潭。

因为是外行，掌控不了，葛南尧搬离了自己的办公室，全部放权给了一个职业经理人，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

一直撑到了十年，最终这名职业经理人走了，留下了4.8亿元的债务。

联保风波

2015年，一场联保风波来了。

这场牵涉嵊州多家规模企业的联保风波，震荡了嵊州的金融界。

银行开始向天乐压贷，由原来16.5亿元贷款压缩到9.8亿元，天乐的数码公司资金周转量大，因资金链断裂，加上管理不善被迫停产。

嵊州市政府成立了解困小组进驻天乐，为了防止担保骨牌效应产生，决定把数码的4.8亿元贷款平移到集团公司，由集团来支付银行利息，制止了金融风险的蔓延。

这笔平移的贷款，成了天乐集团的沉重负担。

于是，为了稳定市场保住产业，2015年5月，天乐集团把下属电声分公司业务剥离，成立了一个和乐公司，即由电声分公司负责生产，和乐公司负责接单和销售。
产生的利润用于银行利息支付。

葛南尧再次把重任交给了另一名职业经理人钱某，让她担任电声分公司总经理，并兼任和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钱某在集团十多年了，能力强，深得葛南尧信任。

但是，让葛没想到的是，最终他们也会决裂。

内部撕裂

和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1000万元，葛家持股约39%，钱某持股约30%，其他4名集团高管持股合计31%。

2017年5月，钱某通过增资方式引进一个宁波企业到和乐公司（占股达49.03%），致使和乐公司原有股权结构被破坏，天乐集团对和乐公司的控制权丧失。

葛南尧说，股权更改并没有通过董事会，而是伪造了葛家的签名，去变更了工商登记。
“签名也去做了鉴定，是假的。
”

而在钱某的回应里则称，股权变更都是通过董事会决议的。
目前，葛家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报案，并已立案。

2018年初，葛南尧又去和乐公司查账，并把账本带到了杭州的一家审计机构审计。

审计机构审计发现，从2016年起，钱某涉嫌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方式侵吞公司资金，其中仅2016年7月至 2017年2月，钱某就涉嫌通过六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3900多万元，这些资金大多从公司被转到了钱某个人的账户。

目前嵊州市公安部门已依法对钱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职务侵占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立案侦查。
当地警方表示，案子还在调查中。

能否重生

上个月，失去了对和乐公司控制权的天乐集团，没钱支付员工工资。
天乐集团代理总裁葛菲最终做出了停工的决定。
几天后，经过政府协调，和乐公司向天乐集团汇款1000万元，天乐复工。

但这依然没有彻底解开天乐的困局。

“最根本的是，理顺天乐、和乐的关系”，葛南尧说，他相信当地政府会公平公正地处理。
“只要尽快依法调查清楚了，天乐的困局就能解开。
”

在葛菲看来，对于企业来说，这也是涅槃重生的机会。
“这么多年的发展，家族企业确实存在不少弊端，我们会通过这次危机，革除家族企业发展的一切弊端，走上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

“和人一样，哪家企业不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呢？”葛菲这样说，“我们肯定会承担起重振产业的责任，用产品和成绩来证明。
”

天乐困局启示录

从白手起家到陷入困局，天乐集团的盛衰，让人唏嘘。

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里，有人历经沉浮，踏平坎坷；也有人中途折戟，悲酿败局。

天乐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企业到了这个地步，我自己的责任肯定是很大的。
”7月初，在嵊州市区的家里，75岁的董事长葛南尧接受钱江的专访，他这样坦言。

出身贫寒的葛南尧，乐善好施，在嵊州，留下诸多好事。
比如，他把自己的十几个工厂捐给了十几个村子，在镇上造了学校、卫生院等等。

但，这无法改变天乐的命运。

在经济界人士看来，天乐困局的背后，是浙江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
比如缺少现代管理制度；二代接班没有接好；失去了上市的机会；遇到危机，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等等。

这些，都对很多民营企业有现实的启示。

葛南尧：扩张盲目，找了一个陌生行业

近45年，葛南尧亲历自己企业一次次扩张，一次次辉煌，以及一次次危机。

和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发展史一样，葛南尧从小家里穷，少年丧父，做过学徒、理发匠、推销员，他从做板刷开始，一路跌跌撞撞，闯进了波涛汹涌的商海。

“其实，办企业的人都有体会，要么你不要把厂办大，一年赚个几十万，稳稳当当，一旦办大了，你就会收不了摊，而且胃口越来越大，我是总想体现自身的价值不让人看低，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会推着你往前走，你想停也停不下来。
”接受钱江专访时，他感慨。

“我是一心想把企业办大。
”他这样说。

扩张，来自人性的欲望。
早在2000年前后，他的公司就已经有5000多人，是嵊州最大的企业。

天乐在经历了多次扩张后，葛南尧最终从做喇叭转型做起平板电视机。
“有点盲目，选择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行业，无法掌控。
”他说。

一位当地人士说，难以掌控的，不是产业，而是人的欲望。

但现实是残酷，并不是每一次都会那么幸运。
扩张的盲目，加上管理的粗放，天乐的隐患最终暴露。

怎么样用人，用什么人，体现的是一家企业的管理制度。
葛南尧总结认为，这在天乐同样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葛南尧并没有完全放权给自己的儿子葛锦明。
这有诸多的原因，比如，他的理念是“企业要做大”，儿子的理念是“企业要有效益”，这是一种矛盾。

另一方面，“我没有想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女接班，而是放权给有能力的人。
” 他说。

“我是很重视人才的，每年要招很多大学生，送他们出去培训”，葛南尧说，“我看重能力，但忽视了人品。
”

比如在数码公司创办后，他放手用了一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负责，培养了十年，结果这名职业经理人跳槽了，留下了4.8亿元的债务。
无论对于葛南尧，还是对于天乐，这都是一次沉重打击。
他想不通，“人怎么能这样？”

同样的悲剧上演，今年以来，他和自己信任了十多年的另一名职业经理人钱某决裂，企业面临又一次生死劫。

业内人士：归根结底是管理的问题

天乐的危机，在嵊州当地，广受关注。

钱江找到了嵊州一位经济界人士，他看着天乐二十多年的成长，从辉煌到艰难，分析其中的原因，他说：“归根结底是管理的问题，管理太粗了。
”

“天乐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权力都放在总经理手上，但是缺少监管的制度，比如采购和销售，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很容易出问题。
”他说。

在天乐，管理是很“人性化”的。
这种“人性化”，在他看来，是一种随意。
他举例说，比如十多年前，公司有一笔400万元的资金被转到了一个村民名下，还转了三次，公司都没发现，最后还是被银监会发现了，来查，最后内部处理。

这位人士说，这和董事长葛南尧的个人观念很有关系。
“葛老师是那个年代的人，管理理念等等，都没有跟上。
”

“比如按照考核要求，公司没有完成业绩是不能拿到绩效奖金，但在天乐并不能实施，往往是总经理找一大堆理由，葛老师怕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还是照发奖金。
”

比如，有人拿公司的东西被发现，按规定要处罚，就会找葛南尧求情，他一心软就不罚了。
“在以前经济和效益好的时候，很多问题可以掩盖过去，但是，你碰上经济环境不景气，就会爆发出来，天乐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

同样，天乐集团一名高管也指出了天乐困局的重要原因：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
她说，天乐投资过音响科技，天乐钢材，天乐热处理，小额贷款公司，投资上亿，每个项目都以严重亏损结束，但是最后并不追究责任，包括数码的投资和经营，巨大亏损，严重违规，然而负责人并没有给出任何交待。

“集团下属企业物资可以随便领取。
大股东的不规范经营和决策，导致数码等下属企业效仿，无力监管。
”

律师：遇到危机，善用法律保护企业

刘大佳是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擅长公司与股权综合业务、金融与资本市场等领域。

这次，他被天乐集团请来作企业的资产重组等事宜。

来到天乐集团已经有十多天了，他发现，天乐暴露的问题，是浙江很多民营企业遇到的共同问题。

他说，很遗憾，天乐集团曾经有过两次上市机会，但是没有抓住，“上市是一个企业从家族制走向现代管理的一个好机会，它会倒逼企业完善和规范各项制度。
”

他最想说的是，如果企业一旦发生危机，比如资金链断裂等，该怎么办？其实天乐要摆脱困局，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数码公司遭遇联保危机时。
“如果那个时候，果断申请破产，那么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说，破产其实是保护企业，“在国外是叫《企业破产保护法》。
”

刘大佳说，但是，在中国，很多企业家以为破产就完了，“他们不了解破产法，破产其实是在救企业，摆脱包袱，重新上路。
”

“其实我们浙江已经有一些通过破产保护企业的案例，比如祐康，不停产，但很好地处理了危机，企业也得以继续发展。
”

民企共同的难题：用人和管理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民企创业“老将”们正步入暮年。
业界认为，民企遇到最多的问题，一是用人，尤其是交接班的人选；二是管理。

“家族企业传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院长陈凌曾说，现实中，“谁来接班”是困扰着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许久的问题。

过去，很多中国民企一代把传承当做一场“遭遇战”，他们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但如今他们不得不转变观念。

“国外家族企业的成长时间非常从容，有些两三代发展之后规模也不是很大，但是中国民企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飞速发展，时间轴被压缩，于是要同时面临企业转型升级和传承的双重压力。
”陈凌说。

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选择了区别于“血缘传承”的另一种退休方式。

接他班的不是女儿，而是一名跟随了他30多年的股东兼职业经理人。

有企业家说，希望我的子女在董事会上有监管权，但是我不需要他们每个人都变成经营者。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

但另一方面，职业经理人有时并不能得到民营企业的完全信任，其中微妙的关系也往往导致企业内部矛盾。

有分析认为，在管理上，不少民营企业并没有时间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在管理上往往有强烈的企业家个人的风格特色。
管理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过紧，一是太松，都会导致问题。
此外往往过于注重短期效益，缺乏长远规划，企业常常会因为企业家个人决策走弯路，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