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我奔赴战场

远去了，一次次回头张望

我们浸渍在岩石上的

血液、汗水

像朵朵绚烂的鲜花

定格在如血的残阳

——摘自旧作《告别成渝路》

墓地前的追忆

襄渝铁路北碚车站背后山坡上，有一片茂密松林，林间有铁道兵烈士墓地。
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我拨开没胫的荒草，一眼看见了铁道兵六师政委朱耀洲的坟茔。
斜阳里，我的身影投向他矗立的墓碑上，像是向他敬最后一个军礼。
四周寂静无声。
秋风里隐约传来他亲切的话语：还记得当年成渝铁路上那些往事吗？记得！
怎能不记得！
那段经历，是我人生难得的一次奇遇。

那是1950年的11月上旬的一天。
筑路大军一夜奉命撤离，去了朝鲜战场。
出我意料，全团只留下我一人。
在仓促而紧张的气氛中，老领导临别用手指了指前方，你去三十里之外的黄家大院，找朱耀洲政委领受新任务。

天明，我沿着一片狼藉的工地前行。

怎么偏偏留下我一个人呢，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一回多过瘾！
我在二野军大学的正是作战。
可这话只能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口。
时近中午，橘林深处，露出黄家大院一角，我顺着蜿蜓山道往上爬去。
远远看见一位身披军大衣首长模样的人，站在大院门外石梯上眺望。
见我爬上来，忙喊通信员跑下来接我。
通信员指着你的背影对我说，他是朱政委。
我们大队人马也刚从歌乐山赶到这里，政委刚才还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流窜，正准备派人去接你呢。

你像兄长那样和我作了一次长谈。
你说大部队都走了，剩下的路谁来修？眼下重庆失业工人众多，刘邓首长决定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他们接替部队修路。
为此，军区组建了我们这支队伍，授予“西南军区工程委员会筑路第一支队”的特殊番号。
我们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早日修好成渝路。

今天的人们，或许无法想象当年重庆刚解放面临的诸多困难。
兵工厂停工了，黄包车没人坐了，银行歇业了，学校因生源不足无法行课。
重庆市劳动救济委员会动员失业工人、黄包车夫、职员、失学学生……参加修路，分别组成产业工人队、黄包车夫队、职员、教师学生队……还有“游民队”。
他们是从全市收容来的流浪人员。

三百多游民，编做三大队第五中队。
你在干部会上严肃宣布，不准谁喊他们是“游民队”。
派淮海战役战斗英雄陈牛儿担任中队长，陈牛儿没文化，你要我多去他那里。

我在五中队发现了不少人才。
其中有个叫李荣贵的河南人，年近五十，在台湾修过多年铁路，会开山放炮的绝活，因为想家，回到内地，流落重庆街头。
当时我们缺的正是开山放炮的手艺人。
我向你报告了他。
你立刻让陈牛儿通知李荣贵带上工具，到各队示范，工效猛增。
你提名李荣贵当劳动模范。
有人背后发牢骚：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你严厉批评他们农民意识，鼠目寸光。

冬天逼近，失业工人衣衫单薄，你派我回军去当面向首长报告。
首长当场拍板，把国民党被服厂存放的棉衣，统统发给他们。
我去李家沱被服厂办交接手续，厂里问我要不要棉帽，我擅自做主：不要！
为什么？工人们穿上国民党军装又戴上帽子，岂不成了一群俘虏！
要不得！

棉衣发到工地，你看见许多工人故意把棉衣反起穿，把白布里朝外，你哈哈大笑，你们好样的，不当“俘虏兵”！

这次回军区，我悄悄打听，上朝鲜的那些战友咋样了？回答是：他们大多牺牲了！
我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对你讲了，你神情黯然，沉默良久……

夕阳西沉，我告别墓地。
对那段筑路日子的回忆，也就由此绵延……

邓政委叫我们去修路

为了不惊扰睡梦中的重庆市民，天还没麻麻亮，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西南军区驻地浮图关。
直到东方破晓，我才从欲散的雾霭中，看清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浩荡声势。
走在最前头的是警卫连，连长扛“开路先锋”的大旗，晨风中猎猎招展。
我跟着通信连紧随其后。
回头望去，逶迤的队伍，在山中忽隐忽现。

昨天（1950年6月15日）上午，我正在南温泉军大操场上操练正步走分解式，突然喊我出列，回营房打背包，赶往几十里之外的西南军区大操场，限定两点前赶到。

我走进军区大门，远远看见操场上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除了军人还有宰蓝制服的，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幸好有人跑过来，拉着我躬下腰往人群前面走，我顺从地跟着，走到前排，那人把我往地上一摁，顺势坐下。
猛然拾头，主席台前横标上写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
我如梦初醒，汗流浃背地赶到这里，原来是参加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啊！

主席台上坐满了首长。
我只见过刘伯承、邓小平和贺龙，他们来学校做过报告。
其余的都不认识。
大会由李达参谋长主持。
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讲话，讲成渝铁路的历史由来和现实重大意义。
刘伯承身材高大，第二个轮到邓政委讲话了，不知谁眼疾手快，身轻如燕地冲到讲话席前，忙把麦克风急速从高处降落，邓政委从容走来，恰到好处。

邓政委即兴讲话，讲得很随意。
他说成渝铁路不能不修！
谁来修？派部队！
当前部队征粮剿匪，任务重呵！
我和伯承、贺龙同志商量，把我们身边的警卫团、通信团抽出来，再从军大抽出一批学员，充实到战斗部队里，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工筑路第一纵队”，这个番号我军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它标志着我们军队，能一手拿枪一手拿镐。
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到工地好好地向铁路工程人员学习，莫说二话哟。
什么是说二话？我这个来自下江的学生不懂。
别人告诉我就是不要发牢骚。
呵！
我记住了这句风趣的四川方言。

晚上军区后勤杀猪款待我们。
正吃得高兴，团长找我，拎给我小红绸包着的一包东西，孙参谋（见习），这个由你保管。
一看我便明白，是我们直属二团的印章：四四方方的是大公章，用于公文；长条钤记，写便笺用；还有团首长的签名印戳，用于人事任免。
团长说你不忙跟团里大队人马走，先随通信连去架电话线，好熟悉一下地形，顺便画个沿线地形图回来。

架完线的那天黎明，我一身军服全被露水打湿，只好躺在长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让江风把衣服吹干。
忽听有人喊我，团长派马接你来了。
牵马的是个陕北老兵，刘志丹的部下。
这样老实巴交的老同志来牵马接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他说没啥，没啥，革命分工嘛，井冈山的骡子资格再老还不照样驮炮。
我没文化，让我喂马，知足了。

当兵的不会修铁路，忙拜那些“穿蓝马褂”的铁路员工为师，他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亲热地喊我们“穿黄马褂”的。
不几天，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

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活小事，困扰着咱当兵的人。
时值盛夏，一种叫墨蚊的飞虫肆虐，别看它肉眼难见，特别欺生，专咬外来人。
咬得大家浑身都是疙瘩，奇痒难熬。
害得有人不敢上茅坑解手，那里是墨蚊的大本营，弄得有人叫苦不迭，屁股遭不住啊！
后勤处忙着发万金油，头几天管点用，几天下来，墨蚊喜欢上了这种凉咝咝的味道了。
它吸人血的同时也享受这清凉滋味，驱之不去。
这些转战南北的老兵，在墨蚊面前，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无可奈何之际，一位小卫生员竟把它征服了。
小卫生员西安人，文化不高，鬼机灵，他偶然发现遍坡浸野长着青蒿，无意间扯了一把，用手搓揉，鼻子一嗅，气味难闻。
正当他扔掉它的一瞬，突发奇想，它或许是墨蚊的克星！
忙把青蒿汁液涂在大腿和屁股上，专门去蹲茅坑，守坑待墨蚊，蹲了好一阵，墨蚊逃之夭夭，不敢来犯！
他边系裤子边喊，墨蚊被我收拾住了！

团里马上把这发现报告给纵队，纵队首长立即通报所属各师、团推广，小卫生员立了三等功。

当时伙食标准很低，营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天一毛四分钱，只能顿顿吃南瓜。
老兵发牢骚：井冈山吃南瓜，陕北吃南瓜，如今修铁路还南瓜，打个饱嗝都是老南瓜的酸臭味。
话传到了邓政委耳朵里，他拍板，每人每天增加一毛八分钱。
邓政委说部队修铁路，劳动是创造了价值的嘛。
从此，每天能打一顿饱牙祭。
大家笑豁了。

伙食尾子有了结余，团政委不同意分钱，要给每个干部战士买件有意义的纪念品。
这件事交给我办。
这点钱能够给全团近两千号人买个什么呢？我估算来估算去，够每人买支大号金星笔。
政委说好，就买金星笔！
管理员背着一大把钞票，跟我去重庆解放碑最大的一家文具商店，这是笔不小的买卖，经理笑脸相迎。
派人去全市各个文具店调拨金笔。

经理夸我们好眼力，全市只有他们有上海的钢笔刻字机。
凡是在这里买钢笔，免费刻字。
只需把要刻的字写在纸上，工作人员像变魔术似的，手握机器把柄，跟随所写的笔迹转动，机器另一端的针尖，便依样画葫芦在笔杆上刻画起来，毫不走样。
经理讨好说：它是馈赠亲朋好友和情侣的上等礼品啊！
我及时纠正他的话，我们是发给部队每个人的。
我自行作主，每支笔刻上“军工修筑成渝铁路纪念”。
抹上金粉，闪闪发光。
发到干部战士手中，个个如获至宝。
都把它装在丝线编织的钢笔套里，别在上装口袋。
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流行的时尚。
可惜我这支笔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失落了。

作家孙谦来成渝路体验生活，写电影剧本。
纵队首长让他到我们团来。
我们这里有崇山峻岭。
政委让我陪同他。
在陡峭的山崖上，战士们腰系麻绳，挥舞铁锤打炮眼，做鹞子翻身的惊险动作，孙谦老革命连连大呼精彩！

临走，孙谦向我透露，剧本拟名《成渝铁路》，他还向我讲了某些生动的节。
后来他的剧本在《电影文学》上发表，写一位筑路工程师，爱妻子也爱吹笛子，牺牲了，孤零的一支竹笛，在水井里飘浮。
其实蛮感人的。
可惜在批判《武训传》的鹤戾声中，它也难以幸免，剧本天折。
大家便无缘看到那部充满人情味的电影《成渝铁路》了。

不拿枪的战斗

这里是不拿枪的战斗。

我们支队担任重庆至永川间的路基工程。
猫儿峡隧道早在解放前开凿完成，涵洞则由川东行署负责完成。
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按铺轨的先后，准时交出踏基，铺轨先从大渡口铺往九龙坡，再到菜园坝，我们每天扳手指算进度。

民工的劳动所得，每日赈济两公斤大米，约折合成人民币二角八分钱。
我说个当时币值的参照系：我因公外出，事务长发给我午餐补助一毛五分钱。
可以到饭馆炒小份蒜台肉丝八分钱；血旺豆腐汤五分钱，外搭两分钱的米饭。
所以，他们这点收入，仅够糊口。

然而，他们的劳动热情极高。
每当傍晚收工号一响，自发的“支援抗美援朝”，行动开始了！
挑着泥土，抬着石头，飞快奔跑，喊声震天：“多挑一挑土，捐献飞机大炮！
”前后持续一刻钟左右。
这道壮观的风景线，在几百里的工地上绵延起伏，让百姓赞叹不已。

为赶工期，必须开夜班。
没有电灯，何以照明？在人力密集的平地，摆几盏电石灯，坡上则用竹竿悬挂汽灯。
电石灯往外嗤嗤喷吐火焰，气味很不好闻；汽灯烧煤油，要打汽，灯罩是石棉丝织成的，很娇气，一磕碰，就瞎了。
得派专人维护。
搬石运土的人，手持熊熊燃烧的纤藤杆，在黑暗中穿梭，又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

当时的爆破技术非常原始。
尤其是炸药，用芒硝和木炭混合制作，全靠土法碾细拌和。
危险性极高！
尽管领导再三叮嘱把细。
加工、运送炸药，要远离火星；装炮时，只能用特制的尖细的竹筒，往炮眼里轻轻倒药……然而，悲剧还是时有发生。

一位来自重庆银行系统的中队长宋中桥，在一次加工药时，不幸烧伤了脸颊。
幸好发生地离重庆不远，抢救及时，没有留下疤痕。
他出院时，朱政委要我送他回家休息几天，并向家人表示歉意。
我见到他的太太，人很漂亮，通情达理。
老赵执意要随我回工地，他说快铺轨了，我能安心呆在家里吗？他太太默默地送了我们很远，我很感动。
记住了这个倔犟人的名字。

另一个事故发生在永川工地，被炸药烧伤的是个姓张的青年学生，长相英俊，又肯吃苦，首批吸收他入团。
朱政委问他，将来路修通了最想干什么？他不犹豫地说上大学。
朱政委得知他烧伤，亲自打电话给队长：组织最精壮的人力，轮换抬滑竿，火速送到永川。
终因伤势过重，在半路上牺牲！
我们心里很难过，在工地上为他开了追悼会。

我们天天盯着作战形势图看，猜想到我们迟早要上战场。
军区首长让我们抓紧办一件事：从一万失业工人和七万民工中，挑选出一万人来，组建西南筑路委员会下属的工程总队，移交给管理部门。
我们闻风，分头赴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各行署所属各筑路指挥部，一一落实。
此举就是大家说的“民工转正”。
一时间，像参军那样热烈，选中了的，兴高采烈；没选上的，垂头丧气。
日后他们成了铁路上的中坚力量。
至今有人戏称，它是成渝铁路的“黄埔一期”。

钢轨是这样炼成的

一天，朱政委喊我去他那里，交给我个出乎意料的任务。
军区政治部约我写篇修筑成渝铁路的长篇通讯。
在此须补上一笔，朱政委入伍前，在山西老家是小学教员，文笔很好。
在成渝工地上，给军报写稿。
每每在稿件上添上我的名字，我沾他的光，报社真以为是我写的了。
他把盖有政治部大印的介绍信交我，要我抽时间外出采访。
我笑着对他说，我这个“南郭先生”要现丑相了，他说我手下没有“南郭先生”。

成渝铁路的钢轨，是怎样炼成的？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团！

为解谜团，我先去两路口重庆管理分局（成都铁路局前身）所在地。
分局设在闹市的街边，要不是一块白底黑字的长吊牌挂在木柱上，我还以为这里是商店。
在简陋的办公室里，见到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陈琯。
他身穿米色风衣，戴副大墨镜，学者风度，和蔼可亲，全无官场上那套俗气。
他要我去大渡口第29兵工厂（稍后改为101厂，今天的重钢)，去找一位铁路上派到那里的检验员，一位上海姑娘。
我按约定时间去了那里，她知名度倒还蛮高，不费什么力就找到她了。
只见她头带大檐帽，身穿蓝制服，有几分“铁老大”的傲慢。
接过介绍信，把我这个大兵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把盖有军区政治部大关防的介绍信，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可能是苏联反间谍故事片看多了，怪异的表情，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还好，她终于说，算你找对人了！

在去车间的路上，她津津乐道她的检验工作，什么荷载强度，摩擦力，韧性……名词术语信手拈来。
我心里想，铁路上派她来，派对了！
路上我看见坝子里荒草没胫，有的机器还躺在草丛中睡觉。
百废待举的感叹，油然而生。
这里是用从水路上运来的鞍钢钢锭，轧成钢轨。
没有钢花飞溅，金蛇狂舞的壮丽景色。
它倒像个产房，期待一个新生婴儿的出世。
机器的轰鸣声似乎正为新的生命欢呼。
出模的钢轨，开始有些犹豫，欲行又止，几度停留。
我替它捏了把汗！
但是，它不肯退却，积蓄力量，作最后冲刺！
终于如婴儿呱呱坠地，人们一片唤呼。

上海姑娘告诉我说，在这之前，试轧的历程，艰辛而曲折。
这台带动轧钢的蒸汽机，是一百年前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花银子从英国买回来的，搁置武汉。
抗战期间，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把它从战火中抢运到这里，它通身凝结着爱国者的心血。
如今垂垂老矣，返老还童，实属人世间奇迹！

第一根钢轨的诞生，是民族精魂的见证！
后来上海姑娘告诉我，轧轨纪录，日日刷新，最高时一天轧出136根38公斤标准轨。

大渡口钢厂，不愧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铺轨了！
先从大渡口铺到九龙坡港口码头，迎接从水上运来的第一台火车头。
部队把二营营长张济舟，调往铁路上当铺轨大队长。
老张找朱政委“说聊斋”，不想去。
政委说你去最合适。
当年你在淮海战场上，凭一把军号，吹得敌人心惊胆颤，成了战斗英雄。
拿出当年的猛劲，肯定能把铺轨队带成尖刀营。

我去老张的铺轨队采访，他让我开洋荤头一次坐轨道车，他不知从哪弄来一把旧藤椅，让我坐在轨道车平板上，我说要得个球！
他一笑，你是上级机关来的，理当照顾好你。
我拉他一起坐在尚有余温的钢轨上，聊起铺轨队的事情。
老张说铺轨队真辛苦，和打仗差不多，工人很累，我能办的就是下班了给他们整点烧酒喝。
老张果然把铺轨队带得响当当的，远近闻名。

当时发动沿线百姓捐献枕木，在朱杨溪铺轨时，我恰好碰见一位留着胡子的乡绅，把自己上好的楠木寿材贡献出来。
几根乌黑发亮的楠木系上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工地，煞是闹热。

几年前我编《通途》时，收到重庆工务段蓝光武副段长的散文，写到当年乡亲们捐献的枕木，有几根还没有退役，这些珍贵木材做的枕木，比沥青浸制的枕木都结实。
当时我突发奇想，办一个成渝铁路历史陈列馆，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永远存放在馆中，留给后人看，一定非常有意义。

钢轨铺设好了，可火车头又怎么弄到重庆来？贺龙司令员请求军委派登陆艇，把它从武汉运送到九龙坡码头。
我沾张济舟大队长的光，把我送到九龙坡港口，看火车头从码头底下用绞车一步步绞上来。
那天码头上人山人海，难怪呵，没有出过川的山城人，一辈子没有见过火车头这个庞然怪物！

激战驷马桥

我随部队从重庆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一年半有余，终于到达成都。
回首望去，漫长的成渝路上，留下了我深深浅浅的脚印。

师司令部驻扎在成都东升街一处独院，据说解放前是某个绅士的小公馆;政治部则设在庆云南街，和四川广播电台一墙之隔。
去那里办事，要穿行好几条闹市。

我们一到成都，就遇上绵绵阴雨，罗师长的脸上有些阴沉，他让我去成都气象台问问，“五一”节后天气是否有持续晴天？我带回的是坏消息！
他用手来回在发青的络腮胡上摩挲一阵之后，坚定地说，孙参谋，从明天起，你跟我去驷马桥工地。

一听驷马桥这个地名，不由得想起写《长门赋》的司马相如。
当年他去长安，卓文君含情相送，在成都郊外一座木桥桥头泣别。
他对天发誓：“相如不驷马衣锦，绝不汝下”。
然后策马西去。
汉武帝派他出使西南夷，官居“副部级”。

回成都时，果然驷马风光，万人空巷。
从此“驷马桥”和一个爱情故事，便流传下来。
我不敢对罗师长说这个故事，怕他说我小资情调。

驷马桥大填方，是通向成都火车站的咽喉要地。
成为成渝全线“七一”通车的拦路虎！
川西行署集结数千民工，日夜奋战，指挥这场战斗任务的，正是身经百战的罗崇福师长。

天上时时下雨，地上处处泥泞。
罗师长幽默地说，孙猴子的金箍棒把天戳破了，害得我们大家遭淋。
他披件雨衣，到处察看，发现问题，把队长（军队派遣的干部）喊来，如此这般，当面吩咐。
风里来，雨里去，从黎明到黄昏，我日日跟随在他身边，从没见他高声训斥过谁。
民工很喜欢这位不拿架子的首长。
他不时从雨衣里摸出相机，拍下感人的劳动场面。
一群年轻的打夯女工，唱着号子，有节奏地抬起夯墩，重重落下。
号子是她们即兴的脱口秀，看见罗师长来了，一点也不怯生，长声吆喝唱道；罗师长呀，嗨呦,会照相呀，嗨哟，给我们呀，来一张，嗨哟。
罗师长忙不迭举起相机，大声对她们说自——然——点——，咔嚓一下，一个个泥猴笑逐颜开。

民工用鸳篼挑一挑泥巴，从陡峭的跳板往上攀登，如过奈何桥。
一挑泥巴，一路上被雨水淋，被鸳篼沾，最后倒在填方处，已损耗许多。
罗师长为此发愁，摸着络腮胡沉吟良久，一拍大腿，对我说，快把后勤处长叫到工地来！

当时成都市民吃的大米，是私人作坊用谷子碾成，师长吩咐后勤处长到作坊收购碾米的下脚料——糠壳，把它撒在跳板上，撒在鸳篼里。
果然效果很好，跳板上的人脚下再不滑溜，鸳篼里也不沾泥巴了。
许多加工米的作坊老板，本来碾一点卖一点，听说驷马桥工地急需大量糠壳，连忙开机打米.一时间，部队运糠壳的汽车络绎不绝，百姓端茶送水相迎。

驷马桥填方所需泥土，从附近的荒地提取。
一天下午，放晴。
忽然有人气喘吁吁跑来，向罗师长报告，一民工挖土时，被无人荒冢的死人骨头戳破了小腿，血流不止。
师长命令我：你去，用我的小吉普，把受伤民工送平安桥铁路医院，越快越好！

我从铁路医院返回，罗师长给我讲了一件难忘的往事。
那时，他是刘邓二野战军的旅长。
在攻洛阳古城的战斗中挖战壕时，一名战士被死人骨头戳伤了腿，团长向他报告了，他没当回事，攻城在即，这点伤不算什么，抹点碘酒就行了。
不料这个战士因破伤风死亡！
邓政委知道后，严厉批评他：身为旅长，不懂起码的医学常识，不懂得爱惜战士的生命！
他至今都很自责。

激战四十多个昼夜，驷马桥烂泥疙瘩变通途。
当张胡子率领铺轨大队,雄赳赳气昂昂，把最后一锤，落在最一根钢轨的时，顿时，轨道旁的旷野里，鞭炮齐鸣。
大家兴高采烈地站拢来，紧挨着罗师长合影留念。

罗师长忽然满面春风地喊我，跟他去成都最豪华的耀华餐厅吃红烧鱼。
我以为我们辛苦多日，犒劳下自己，理所当然！
罗师长说今天是为你送行。
接上级电话，你马上回重庆大军区另有任务。
什么任务？罗师长神秘一笑：不知道！
我猜他知道，不肯说罢了。
正是这个电话，决定了我未来的命运——奔赴朝鲜战场。

在朝鲜战场上，竟在东海岸的诺东江边，与罗师长不期而遇，战火的缝隙里，我们说起驷马桥难忘的日日夜夜……

第一趟客车

我乘坐的是成渝铁路的第一趟客车，但不是通车典礼的彩车，是试运营列车。
卖票，站站停，为的是让列车员来次热身演习。

上车后，意外碰见从工地上来的王勤珍。
她原是我们那里的巡诊医生，找领导磨嘴皮，硬要来当列车员。
只见她开始忙碌起来，先在每个茶几上放两只茶杯，外形有点像白瓷笔筒，只是没有那么高。
红色路徽很醒目也很喜庆，下有“重庆列车段”字样。
是江西景德镇烧制的。

散完茶杯，开始冲茶，要不要茶叶？免费供应。

坐过火车的农民，回去逢人就说，火车上真安逸！
好看的女娃子给我们掺茶，下车还喊慢点走，我敢打包票，解放前的地主都没享受过这福。

茶刚冲完，她又捧起个木匣子，满车厢问：哪位看小人书，任你挑选！
工人旅客抢着要看；农民则不太热心。
她便想着法子哄旅客高兴，给他们唱歌，说快板。
小王嗓子尖，很甜。
我笑着对她说，过去你在工地当医生，红汞碘洒，抹了就走。
还真没发现你是个歌唱家的天才。
她抿嘴一笑，所以来当列车员！
等列车上有了广播，当广播员，让我的歌声响遍全列车。

车上的乘客，大多是沿线农民。
男的穿着粗布长衫，手持烟杆（车厢里不能抽）；女的头裹白帕，或手牵小孩。
他们不是走人户，也不是赶场，是专门来感受火车的滋味。
他们当中，或许有把上等寿材献出来做枕木的长老，或许有箱子里压着清朝“银票”（成渝铁路股份）的人，或许还有血气方刚之士，当年为了保路，投奔资中杀了端方，星夜驰援成都……

小王报站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只见她垫起双脚，在车门的上方卷动什么。
仔细一看，她手里的白布卷，突然跃出几个红字：——“前方站：柏林”。
此柏林，非彼柏林，乃是永川附近的一个小站。
当时，车上没有广播，列车员只好用铁皮做的喇叭筒，向旅客预报站名。
为了不让一个人下错车，她们又想出招数，把重庆至成都的各站站名，印在长长的细纹白布上，用木棍做轴，卷成圆筒。
每开出一站，用手卷动一次，把前方到站及早展示旅客眼前。
倘若这个白布卷被人收藏至今，一定又是件珍稀文物。

前方是栏杆滩车站了。
我猛然想起，修筑铁路时被炸药严重烧伤的小张，就埋在这山沟里的竹林深处，下葬那天，我说把他的头往铁路方向靠拢些，好让他能听见汽笛声。
小张，汽笛唱响了，听见了吗？我把头伸出窗外，月色下竹影朦胧，汽笛在山坳里久久不散。

午夜，车停内江，小王该换班了，她邀我去宿营车休息。
她一边走一边对我说，星期六我们段同重庆车站联合办舞会，你能来不？我轻轻摇头；那再下个星期六呢？我依然摇头。
她似乎有些失望，怎么不能来呢？只好撒谎说，说我要出趟远差。
其实此行是去朝鲜战场。

黎明时分，车抵成都，站台上有辆军用吉普车等着我，把我直送剑门关,追赶出川的大部队。
突然，王勤珍跑到我身后，塞给我半包没吃完的江津米花糖，拿着，路上吃！

想不到在我奔赴战场的前夜，意外地和一位在铁路工地上并肩战斗过的战友，重走了一回成渝铁路，我很感激她。
听说她后来调往了贵阳，假如她还健在，希望她读到这篇文章。
当然，还有那位忘了名字的上海姑娘，还有远去大西北的肖光瀚……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剪彩者为贺龙元帅

（编者注：　成渝铁路，简称成渝线，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四川省与重庆市的国铁一级客货共线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由中国自行设计施工、完全采用国产材料修建，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
成渝铁路全长505千米，1950年6月，成渝铁路全线开工；1952年6月竣工，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
）

作者简介

孙贻荪，笔名江南雨，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江海海陵（今泰州）书香世家出身，幼读经史。
长江帆影，运河桨声，时时入梦。
童年在抗日烽火中担任抗敌儿童团团长，穿越封锁线，送鸡毛信；青年时代作为战地，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用文字抒写战火中的壮丽青春。

因诗罹祸，如无根之萍，在筑路工地上漂泊二十余载。
重新握笔，写散文和散文诗。
散文集《风雨人生路》《回望岁月》《别样人生》获中国作协、中国铁路文联联合举办的中国铁路文学奖；散文诗集《独坐黄昏》获首届天府文学奖。

曾担任自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川南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成都铁路局文联常务理事；中国铁路文学奖第三、四、五、六届评委。

来源：《自贡文联60年文集 散文篇》（原标题为心中的那条路——纪念成渝铁路开通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