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以来，在对朝鲜不断靠近的同时，国内治理的数据却并不好看。
标榜打造“拥抱低收入阶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美丽包容国家”的政府，却让韩国全行业进入黑暗期。
有人甚至形容，韩国经济犹如殒命前的重病患者，病症繁多，且每一种都病入膏肓。

“曾是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仿佛一夜之间没落了，像做梦一样，我们公司倒闭了。
”27岁的韩国人金正浩满怀惆怅地说。

金正浩毕业于韩国名校庆熙大学，但在这个时代，名校背景不意味着什么。
毕业后他没像大部分同学那样执念于进入大企业，而是很务实地找了份中小企业的工作。
尽管薪水只有大企业的一半，但他认为先找到工作、补贴家用是当务之急。
没想到的是，才入职一年他就失业了。

“现在除了担心工作，还得还助学贷款。
”他无奈地摇摇头说，“67岁的父亲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当保安，母亲在一家餐厅打工，他们已经太辛苦了。
失业的事还没告诉他们，最近也不敢回家。
”

韩国失业人数在2018年达到107.3万人，创下历史第二高的纪录，仅次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1999年（136.4万人）。
来自政府的数据称，今年3月，15至29岁的韩国青年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失业率陡增的背后，是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而这已然影响到了韩国社会的肌理。
国内外机构均对韩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预期做出下调，更有人形容“韩国全行业都进入了黑暗期”。
“（韩国）犹如殒命前的重病患者，病症繁多，且每一种都病入膏肓。
”韩国经济元老、前保健福祉部部长崔洸做出如此诊断，“经济增长缓慢、分配不公、就业恶化，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

“最后能抛弃的只有生命了”

“现在每天起床，只会考虑该怎么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金正浩如今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一家烤肉店打工，一天工作6小时，每月能挣126万韩元（约合7380元人民币）。

他租住在小得像鞋盒一样的房子中，每月光是租金就花掉一半的薪水。
5平方米的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剩下的空间连迈开脚都难。

这种特殊形态的房子在韩国俗称“考试院”，初衷是给那些想在独立空间集中精力学习的学生准备的。
据统计，韩国共有11457家考试院，其中6158家在首尔。
有几十万像金正浩一样的人住在这里，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诸如公务员、司法、大企业招聘会、托福等各类考试。

但如今居住于此的，更多是收入低下的外地务工人员。
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单身男性，收入不足以支付首尔正常的居住房费用。
考试院成了他们的长期避难所。

考试院一般处于商业区临街地段，由老旧房子改造而成，走廊狭小，常年失修，没有电梯。
楼下多为烤肉店、KTV之类的商家。
一层一般有十几间房子，却只有一两个卫生间。
“每天早上需要调闹铃起床去抢卫生间，不然人实在太多了。
”金正浩说。

即便如此，这里仍承载着他的梦想。
每天除了打工外，金正浩几乎都待在房内，准备三星公司的笔试。
他买了一个迷你冰箱，里面存了几颗鸡蛋，晚餐是泡面加蛋。

被形容像“监狱”一般的考试院，隔音、隔热都比较差，其卫生和安全条件也存在诸多隐患。

去年11月，位于首尔钟路地区的一家考试院在凌晨5点突发火灾，酿成7死11伤的悲剧。
一个月后，在此还能看到烧焦墙壁上贴有“今天也要加油”的标语，虽然后半段已被烧毁。
地上散落着一只为了面试而准备的黑皮鞋——它的主人还没来得及实现梦想，就仓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少年轻人把在考试院的生活称作“地狱朝鲜”，但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选择在狭小的房间中继续奋斗。

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就算毕业于顶尖的“天空联盟”（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也难逃厄运。
24岁的朴允熙毕业于首尔大学，拥有政治学与法语双学位。
最近她连续参加了9场面试，都石沉大海。
与金正浩类似，如今她只能一边打工，一边准备大企业的入职考试。

这让她感到沮丧、不安，甚至抑郁。
“如果再失败，我可能只能放弃现在的目标，转向与专业完全无关的美妆行业吧。
很不幸，我赶上了这样的时代。
”

在这样的时代，韩国青年往往用“七抛世代”来形容自己，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人际关系、房产、梦想和希望的一代。

饱受助学贷款和房价高涨之苦，同时面临不可预测的就业前景，他们根本不敢做梦，有些人更走上了绝路。
根据首尔大学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韩国的高校毕业生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产生过自杀念头。

一边是不断高企的失业率，一边是那些冲破头渴望挤入大企业的年轻人。
“大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加上同质性大学生过剩，所以变得更难进了。
其实韩国蓝领工人严重短缺，但这些毕业生不愿意从事那些苦活儿，只盯着大企业。
”韩国某猎头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说。

2018年11月7日，韩国首尔，年轻的求职者在招聘会上寻找机会。

包括三星、现代等在内的韩国十大财阀，占据全国总市值的一半，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它们所占份额与经济体量并不匹配。
在韩国，只有13%的劳动力受雇于员工超过250人的公司，这一比例远低于日本的47%。

由于本国工作难找，很多人也将目光投向海外。
2018年，有5783名韩国毕业生报名参加了政府资助的国家就业项目，由此找到了在海外工作的机会，其中近三分之一求职者选择了日本，四分之一选择了美国。
路透社调侃称，“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已成为韩国最新的大宗出口。
”

年轻人就业前景惨淡，中老年人则面临“老无所养，退而不休”的现状。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去年12月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韩国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属于“缺少希望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和现在不幸福，未来也不会幸福。
这些人大多收入较少，且受教育程度较低。
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40-59岁的男性居多。

对原因进行调查时，55.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自己所在公司经营失败或者破产，将很难恢复；35.7%的人称，如果第一份工作不能进入大企业，自己的一生都将不顺；67.3%的人认为，如果自己或家人生了重病，其家庭或将坍塌。

现年69岁的权哲秀从一家汽车配件公司退休后，今年年初开起了出租车。
他说，一般从早7点工作到晚9点，累了就把车停在汉江附近的停车场打个盹。
为了节省支出，他的妻子会准备两卷紫菜包饭和一点酱汤作为午餐。
权哲秀无奈地说，由于有了各类叫车软件，生意变差了不少，只能期待海外游客多一点。

随着高龄人口的加剧，高龄出租车驾驶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现象。
去年7月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65岁以上的出租车司机有7.2万人，占出租车司机总数的27.1%，其中80岁以上770人，90岁以上237人。
“现在年轻人说自己是‘七抛世代’，我们才是真正被社会抛弃的人吧。
”权哲秀说。

吴建皓来自非营利组织“我来建立的福祉国家”，十几年前他是时任韩国正义党代表沈相奵的秘书，并担任过该党派在国会的专门委员。
该组织致力于研究韩国当前的社会福祉问题，老年人是其服务的主要群体之一。

“相比欧美国家，想在韩国建立福利国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老龄化现象也异常严重，导致政府要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加大福利方面的投入，而这看起来很不现实。
”在首尔地铁堂山站附近的办公室内，吴建皓向《凤凰周刊》如此解释。

据韩国福祉保健部统计，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738万人，占其总人口的 14.3%，这个数字远低于日本的25.9%和英国的18%。
但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为48.8%，在36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韩国老年人贫困率连续10年排在第一位。

“同为老龄化社会，但日本老人总体来说是有钱的，韩国老人穷得多。
”吴建皓说。
韩国养老金制度在1988年才逐渐建立，并仅为老人每月提供约20万韩元，因此很多人退休后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只好继续找工作。
从2000年到2017年，60至64岁韩国人的就业比例从53%上升到60.6%。
而在70到74岁的年龄段中，33.1%的韩国人需要工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5.2%）。

零下15度的寒冬，首尔市中心的钟路地区，几位闪送员坐在摩托车上等着接单。
他们穿着厚羽绒服，膝盖绑上护膝。
许久有人抱怨了一句，“今天又没什么活儿。
”突然车队中有人接到了订单，欣喜无比，其他人也鼓劲加油。

其中55岁的闪送员李某告诉《凤凰周刊》，闪送的职业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很多时候还不被人们尊重。
“但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

从事该行业两年的李某说，虽然天气这么冷，但如果配送有延迟，还是可能会被抱怨。
他骑着摩托车穿行在街头巷尾，为了快点完成订单，有时还会加速闯黄灯。
“如果路上出事了，送的东西我们要全额赔偿。
”

谈到保障问题，他坦言，“我们也想买保险，但每年需要600万至1000万韩元（约合3.5万到5.9万元人民币），太贵了。
而且我们不是直接与公司有雇佣关系，一早起来就没饭碗也是家常便饭。
”

据李某介绍，这些人一般从早11点工作至晚11点，如果订单多，会工作到凌晨1点。
“现在经济不好，活儿也不多，每天都想着明天怎么办啊。
”他说，“为了家人，我们只能奔命，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
”

贫困老人子女的经济状况往往也不好。
吴建皓说，“子女们要顾及自己的生活，无暇赡养父母。
而这些人多半没有年金，也没什么社会关系，处于极度孤立的状态。
”

这也让老年人自杀率激增——韩国65至69岁的人自杀率为每10万名人口中45.8人，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每10万名人口中15.4人的自杀率。
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金庆东说:“在韩国社会，已将老年人自杀案多发当成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些人甚至将他们看作是社会的灾难。
”

普通人的日子不好过，韩国企业也同样面临求生存的处境。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年。
”京畿道仁川市，一家成立了33年的中型汽车配件公司，67岁的社长朴正宇叹气道。
从去年开始，他每天都会去工厂，看看有没有新订单。

“三年前销售额开始急速恶化，现在快跌到底了。
”朴正宇创立的这家公司是韩国汽车巨头现代集团的分包商，主要生产汽车配件。
1984年，他白手起家建立这家公司。
由于成为大企业的供货商，公司规模急速增加。
员工最多时达到1200人，去年经过4次裁员，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人。

“目前工厂只有不到一半的设备在运转，受到大企业出口状况萎缩的影响，几乎所有下级承包商都受到了打击。
”朴正宇告诉《凤凰周刊》，由于去年几乎没能接到中国的订单，只好关闭了在北京的办事处。
“与10年前相比，商业环境彻底不同了，从大企业分羹、仅仅依靠出口就能赚钱的时代结束了。
”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朴正宇也在努力改变公司的发展模式。
2014年，公司以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为契机，投资生产空气净化器，希望能打入中国市场。
“但中国企业在价格上的竞争力太强，我们的产品在中国推广了一年多，最终将价格压到1200元，还是失败了。
”撤退时，看到中国工厂堆积的废弃的净化器配件，他感到心酸又无奈。

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成太胤认为，过去韩国企业以能迅速生产出低价的产品著称，而从日本和欧美企业手中赢得不少订单。
如今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韩国钢铁征收关税，韩国的出口产业逐渐丧失竞争力。

如此情形下，韩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也在持续下降。

如今，三星智能手机的中国市场占有率仅剩下1%，而5年前有20%左右。
继去年12月31日，三星电子位于天津的手机制造厂正式停产后，最近三星电子又启动惠州工厂的裁员工作。
这也是三星最后一家在华的手机制造厂。
而从三星近两年的动作来看，其生产线正全面转向印度和越南。

无独有偶，今年3月，起亚汽车关闭了在江苏盐城的第一工厂。
5月，现代汽车关闭了成立17年之久的北京第一工厂。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车型和强大的品牌力，加上近几年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飞速发展，合资价格下压，使得现代汽车的竞争力不断被弱化。

作为韩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业，这一年同样境况不佳。
2018年，韩国汽车出口减少了5.6%，汽车零部件出口也减少了2.5%。
现代汽车的大本营蔚山曾依靠制造业快速成长为富裕的新兴都市，现在却被列入韩国政府的工业危机区名单。

随着汽车、造船、机械产业衰落，韩国昌原、群山、釜山一带正沦为“韩国的锈带”。
制造业的萎靡不振，也让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在全罗北道群山市，由于现代重工的造船厂和韩国通用汽车的工厂接连关门，导致近2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造船、钢铁，甚至电子产业的全球份额亦在下滑。
曾让韩国国民为之自豪的造船业急速萎缩，十年之间，其全球市场占比从35%降至24%，2018年的订单只有中国的一半。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8年韩国共有航运企业606家，比2016年减少了53家。

造船业的不景气，不仅影响了周边地区经济，还引发当地的失业潮。
庆尚南道巨济市的雇佣劳动中心，每天前来申请失业的人员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造船厂的员工。
该机构的一名员工称，2018年9月巨济地区的失业救济金发放金额比2015年同期高出3倍多，从127亿增至538亿韩元。
2017年当地失业率从2.9%增至7.0%，成为韩国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根据韩国央行发布的最新统计，2018年经济增长率为2.7%，连续两年“破三”失败，创下2012年以来新低。
韩国发展研究院则将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从现有的2.6%下调至2.4%。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总统文在寅的民调指数也在下滑。
2018年12月31日，民调机构Realmeter的调查显示，对于文在寅政府的施政结果，给与肯定评价的人只有45.9%，否定评价达到49.7%。
曾经支持他的年轻人、创业者和私营业主大量流失，经济因素成为关键。

民主和平党议员朴智元出席韩国MBC电视台节目时，借用艺人“李英子”的名字解释总统支持率下降的现象。
“文总统在20多岁、岭南地区以及私营业主中的支持率非常低，可将其称为‘李英子(上述三个词首字母组合后的谐音)现象’”。

在2018年11月的调查中，以岭南地区庆尚北道为代表，该地总统支持率从2017年同期的64%下降到40%。
从群体来看，同比一年前，学生和私营业主的支持率跌幅最大，分别达到33%和29%。
上述影响逐步波及到湖南和忠清等支持文在寅的地区。
从2019年1月开始，湖南地区的总统支持率出现下降，仅仅三周就从86%降到75%。

之所以出现“李英子现象”，是由于文在寅在总统就职宣言中曾经承诺将“创造工作岗位”，现实却造成了大量失业潮，并导致韩国国内各阶层、地区的进一步分裂。

2019年5月15日，大批韩国出租车司机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抗议去年11月推出的叫车软件Tada。

文在寅上台后，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收入主导增长”——即通过提高收入所得刺激消费需求，带动内需以及投资，同时创造就业。
为此，韩国政府两年来花了超过30兆韩元，用于补助失业、创造公职就业机会等。

为了提升公民收入所得，韩国在2017年和2018年两度上调最低时薪，分别上涨16.4%和10.9%，并规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52小时（此前为68小时），但这一举措却导致物价上涨，让个体户们叫苦连连。

工作日的傍晚，首尔曾经繁华的商业街上，很多店铺异常冷清，一些­­­店铺干脆贴上转租广告。
据韩国国税厅统计，2017年宣布倒闭歇业的个体户超过18万家，其中餐饮类小吃店的倒闭率高达92%。

作为热门旅游景点的梨花女子大学，附近的商业街也变得萧条，周边岔路上的很多小店都倒闭了。
一家服装店老板告诉《凤凰周刊》，从2017年开始这里的生意就冷清了很多。
这间20平方米的小店原本有4位雇员，现在大家都走了，只剩她一人艰难维持。

为此，韩国中小企业代表多次前往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游行。
“政府应该保障中小企业生存权。
”一家便利店的老板举着标语告诉韩国电视台，“我们这些个体户根本不被当成国民看待，过分提高最低工资只会让我们等死。
”

“上调最低时薪以来，我打工的机会都变少了。
”26岁的金敏京说。
她之前在新村附近的便利店打工，那里大部分商店为了节约成本开始转为无人超市，现在都使用智能结算机了。

“上调最低时薪和减少工作时间这两项政策同时实施，导致中小企业劳动环境迅速恶化。
”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宣传部负责人秋文钾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在无法保证生产效率的情况下，直接上调最低工资，导致一些企业不得不搬去海外，或者减少对新产品的投入；减少劳动时间，则让一些企业没办法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

“自从政府将工作时长缩短后，我们的业务量变少了，工作效率也变低了。
以前大家指望着多加班多挣钱，现在到了下班时间，人都走了。
”在某家小型美容公司工作的金宝蓝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浪费青春，但如果辞职，我可能也找不到其他正式工作了。
”

考虑到这一人群，中小企业中央会向政府建议，可以适当采用弹性工作制。
“比如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那么这期间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项目结束后给予更多休息时间。
此外，工作时长不应按照每周来计算，而是按一年的总量来计算。
这样更能让劳动者在工作与休闲中达到平衡。
”秋文钾说。

“2018年以来，韩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变差，说明‘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不适合韩国的现状，政府调控经济的时机错了。
”高丽大学学者南成旭向《凤凰周刊》指出，如果韩国经济情况达到美国、日本的水平——人均GDP在3.5万美元以上，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没错的。
“但目前的状况是，国民根本没钱消费。
”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财团，劳动市场结构失衡，青年失业率日渐严重，人口紧缩，加上来自中国的竞争，使得韩国经济注定经历长期的增长放缓阶段。

相比于持续走低的经济形势，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让韩国人为前景感到焦虑。

“对韩国人来说，中美贸易战让人想起小时候被迫做选择的场景。
那个‘最难’的问题就是：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不可以说都喜欢哦。
”韩国《首尔》韩俊奎如此戏谑道。

韩国《朝鲜日报》5月23日引述韩国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一再要求韩国参加其打压华为的行动。
一名韩国前外交官警告说，“在围绕‘萨德’系统的争议之后，韩国有再次卷入中美争端的危险。
”

6月5日，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在首尔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表示，5G网络安全是保护盟国通信的关键要素，并强调韩国电信厂商应慎重选择5G网络设备供应商。
虽然他没直接提及华为，但在构建5G网络的过程中，美方一直敦促韩国通信企业中断与华为的合作。

更令韩国方面担忧的是，假如限制对华为设备的进口，可能导致中国方面采取报复行动。
《朝鲜日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话称，如果停止进口华为产品，韩国企业可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损害可能进一步升级。

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韩媒采访时表示：“韩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作出判断，美国希望你们参与对华贸易制裁是否正确。
”

不少政界人士指出，韩国在2016年7月宣布部署“萨德”后，经历了经济打击和外交缩小的困局，深刻体会到以国家安保为由做出仓促决定，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之前在没有制定充分对策的情况下，轻率选择部署‘萨德’，韩国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
希望不要再因为同样的失误而使国家的安保和经济环境发生动荡。
”韩俊奎说。

“抓住中美任何一方的手，都可能会削弱韩美同盟关系，或遭遇中国的经济制裁。
因此无论如何，韩国必须学会承受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如果一直保持战略模糊，很可能同时失去中美两国的信任。
”韩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私下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

近两年来，衡量韩国经济的指标接连发出警讯。
继生产、内需、投资之后，唯一的支柱——出口也在动摇。
韩国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比前一季度下降7.1%。
在20国集团（G20）成员国中降幅最大。
与前一年相比，韩国出口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主力产品——半导体的出口减少了30%以上。

据韩国贸易协会推测，由于美国接连对中国征收关税，韩国年均出口额将减少0.14%，约为1万亿韩元。
由于通过中国迂回出口的比重达到25%，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出现问题，韩国也将遭受打击。

不过，也有很多人从中看到机遇。
有韩国经济学者建议，韩企如果能在中国市场抓住机会，或许可以抵消因贸易战而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
6月1日，中国政府下调食品、消费品，以及汽车、汽车零件等关税，以应对由于美国减少出口对中国国内内需市场的影响，对于韩企来说或成为商机。
同样的，如果韩国在美国推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或许也能找回一些被“中国制造”占领的市场。

对于“渔翁得利论”一说，韩国副***洪南基回应称，虽说中美贸易战给部分韩国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但这很可能是暂时的，韩国企业应该通过提高竞争力，开拓更多市场。
韩国通商交涉室室长吕汉九亦建议，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应推进贸易政策的多元化。
“韩国已和52个国家结束了自由贸易谈判，签署了15份自由贸易协定（FTA），未来应把重点放在尚未签署FTA的地区，并升级现有的FTA。
”

早在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前，不少韩国企业已经将出口目标市场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特别是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及较高制造业水平的越南。
对此，高丽大学学者朴繁顺提醒说：“应该记住过去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市场的教训。
即使未来将投资发展目标转移到东南亚，也不应过分集中在越南，而要向周边国家进行分散投资，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
”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凤凰WEEKLY】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