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高唐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12月)，作者邵金铭，原标题《义和拳在高唐》

图文无关，仅供示意

义和团是清末民间武术团体与秘密教门的混合组织。
由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干力量。
这些刀会、拳会与秘密教门虽各自更名义和团，但互不统属。
同年春，山东清平县（今高唐）大刀会、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
九月，义和拳在平原森罗殿战斗中自称义和团。
山东巡抚毓贤曾于是年夏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各种名目的民间秘密宗教与武术团体遂纷纷更名义和团，以争取“合法”地位。
次年，京津地区也普遍建立义和团，迅速形成义和团运动高潮。
各地团民多以农民、手工业者和贩夫为主，间有部分游民、兵勇和富人加入。
成员多为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
以团、坛（场或厂）为单位，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的一字自立团号。
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多势众，分布地区广泛。
各团以老师、团首、大师兄、二师兄等为首领，无统一信仰，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信条基本一致。
各坛互不统属，以传帖作联络，互相配合，并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反对外国侵略，打击教会势力。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冀中义和团以“扫清灭洋”相号召，继续开展斗争。
旋被清军镇压。

〔原编者按】此资料详细记录了高唐一带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情况，填补了高唐历史记载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文

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又强修胶济铁路，我国北方特别是山东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最为严重。
而满清政府为交出大量赔款，又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盘剥，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内不堪；洋货进口日益增加，严重影响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农民更是直接受害者；加之外国的传教士在各地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使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列强结下了深仇大恨。
因此，义和拳运动在山东的发生和兴起，是山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高唐、茌平一带发生特大水灾，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农民纷纷加入义和拳，打出了“反清灭洋”的旗帜，喊出了“杀洋人，灭洋教”的口号。
因此，高唐成为义和拳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在中国农民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原茌平县的地形很奇特，有一块在高唐和禹城县之间，问北伸出的一条东西览十二华里，南北长四十多华里的狭长地区。
这个地区一九五六年划归高唐县，就是现在的琉璃寺、张大屯两个乡和杨官屯乡的河东部分。
由于地理上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和高唐东南的人民来往极为密切。

就在这片土地上，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97年-1900年）间兴起和爆发了义和拳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王立言、徐福、董延邦、于清水等著名领袖人物。

神拳，原是鲁西地区农民自发的练武组织，用以健身和自卫。
拳场的拳师在教农民练武时，则供“神仙”附体后进行传授，因此称“神拳”。
原高唐、在平一带的拳场内多供奉“关夫子”和“二郎神”杨戬，拳场在拳民中则称之曰“坛”。
拳民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弟兄，因为全都是“神仙”的弟子，所以没有师徒之分。
“坛”内能有“神仙”附体的称谓“师兄”，而权威最大的就是“大师兄”。

神拳的组织，在清光绪二十三年以前，高唐、在平一带的许多村庄就已经有了，不过神拳拳场的大发展则是光绪二十三年的事。

这一年王莫庄的王立言到长清县“访友”，回乡以后，就在王莫庄原有拳场的基础上，建立了“总坛”，自称“大师兄”，在周围村庄到处设场“安坛”，大力发展神拳组织，经过一年的发展，在原平北部和高唐的东南部建立起拳场三十多处，其中较有名的有：郝庄村，大师兄为于清水；高唐王屯村，大师兄为王汝言。
其他如琉璃寺、徐庙、后杨庄、小林庄等村，规模也较大，人数也较多。

王立言带人到处“安坛”，建立拳场发展拳友（坛与坛之间的拳民互称拳友），每到一村“安坛”完毕后，全体拳民就齐呼“先学梅花拳，后练金钟罩；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因此，这个口号在当地喊得很响，说明这是最初拳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同时，经过这年的活动，王立言已成为茌平、高唐一带神拳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至于什么时候改称义和拳，据我们多次调查认为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以后的事了。

义和拳的插篮——琉璃寺

琉璃寺是高唐县城东南方向四十华里处的一个村庄，原属茌平县，即今高唐县琉璃寺乡所在地。
这个村庄的村东有座大寺，全部建筑都是一色的绿琉璃瓦，远近群众都称其为“琉璃寺”，久而久之连村名也成为琉璃寺了。
这座寺建于何年，已无可考证，不过根据《高唐县地名志》的记载，在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该村就已经叫琉璃寺了。

说到琉璃寺和义和拳的关系，首先应从徐福开始。
徐福原是三里堂寺中的和尚，他的身世，我们多次调查没有获得可靠的材料，只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从小在三里堂寺中出家，法号诚乙，他的师傅叫光鉴法师。
徐福还有一个师弟，是琉璃寺乡焦庄人，名叫严文×，后来改名徐文；以后徐福又收过一名姓范的徒弟，是琉璃寺乡小范庄人，当地人不知道他的俗名，都叫他本诚和尚。

光鉴和尚是个早年受戒的高僧，为人忠厚慈善。
徐福少年出家，粗通文字，武功较好，他的年龄和王立言相差不多。
光绪二十三年神拳大发展以前，他和其师弟严文×就与王立言相交颇深。
后来因他“不守本份”屡犯佛规，被光鉴从三里堂寺中逐出，乃移居琉璃毒。
不久，他的师弟也逃到琉璃寺并改名徐文。
从此以后他们和王立言经常在一起，王立言在附近村庄发展拳民，徐福从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附近村庄有不少青年，到寺中学武，成了徐福的俗家弟子（即光学武，不当和尚）。
从此，王莫庄和琉璃寺成为茌平、高唐一带拳民活动的中心。

清光绪二十三年，离琉璃寺村仅有一里路的前张庄村（现在俗称洋楼张庄），从禹城的御桥韩庄来了一个意大利籍的神甫，在这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当时这一带共有七个村有天主教徒，即前张庄、小屯、琉璃寺、王莫庄、许楼、毛庄、王屯，教徒共三百人，而前张庄一个村就占230人。
虽然当时前张庄还没有成为铎区(‌注：铎区是‌天主教及‌英格兰圣公会教会的行政层级，由多个堂区所构成。
)，也没有专职神甫（进行教务活动时，神甫从御桥韩庄临时来），而实际上前张庄已成为这一带教民的活动中心。
平时天主教徒中的有些人依靠洋人的势力横行乡里，这不仅引起了民愤，特别是在拳民们的眼里且被视之为“邪教”。
同时，由于拳民们整天高喊“先杀洋鬼子，后灭天主教”的口号，于是双方结下了不解之仇，并不断发生小的冲突。
这意大利神甫来后，在上述各村庄发展教徒，例如在王莫庄发展教徒二十人，在琉璃寺发展教徒五人（以上资料详见高唐县宗教委员会编写的《高唐县天主教志》），特别是他在神拳“总坛”的所在村大量发展教徒，更激起了王立言和徐福的极大愤怒。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三日琉璃寺赶大会，在王立言和徐福的策划下，琉璃寺和王莫庄的拳民们在琉璃寺大寺前的广场上，摆下“以拳会友”的拳场，将附近拳场的拳民集合了三百多人。
当时到场的有王立言、徐福、于清水、王汝言等拳民首领。
拳场上搭有彩门，门口横幅写着“以拳会友”，对联的上联写“少林拳拳讲义和逐邪恶”；下联写“大觉寺寺内传法渡众生”①(注：这幅对联是周化南先生提供的，他说“大觉寺”是琉璃寺的本名。
此对联是口头传下来的，因年代已久，周先生说上联的“逐”字，抑或为“诛”。
)。
在这次“以拳会友”的大会上，有不少拳民进行了拳术和器械的表演。
这次大联合行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方面提出了“拳讲义和”，要团结起来；另一方面把斗争目标统一到“杀洋人，灭洋教”方面。
我们认为这就是由神拳到义和拳的开始。

义和拳的创始人之——大师兄王立言

王立言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王莫庄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
他的祖父王江，父亲王友亭都是贫苦的农民，到他父亲王友亭中年以后，家境逐渐走向小康。
王立言青少年时代读过一些书，从他祖父王江到他的父辈们都会武功，所以王立言少年时代既读书也习武。
他还有个弟弟叫王立平，他叔家有个弟弟王立台，后来都和他一起闹冲拳。
王立言成年之后娶徐庙徐氏为妻，生有两个儿子：长子王金奎，次子王金岭。
后来又与本村李氏之女相爱而同居（按市社会的风俗论，系非正式婚姻）生两个女儿，后来长女配于祝庄张吉川，次女配于前关庄刘殿举，其妻徐氏和李氏同在一起生活。
以上是王立言的身世情况（详见附图《王莫庄王氏族系图》）。

王立言能文能武，性格内向，足智多谋，待人和气，平易可亲。
成年自立也卖过洋布等碎货（即小百货），家庭生活还比较富裕。
青少年时代学过武功，但武技并不高。
在他十七岁那年，曾到长清县投一位名拳师“学艺”两年，练成一身好拳脚，并善使一对双拐，成为周围神拳场中的有名拳师。
后来在光绪二十二年时，他又一次去长清县“访友”，结识了很多朋友。
第二年回乡以后，才在王莫庄设“总坛”，发展神坛组织，这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了。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琉璃寺大联合以后，义和拳仍然是“既学拳，也学法”。
他们一方面宣传“拳讲义和”即主张拳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杀洋人，灭洋教”；另一方面又宣传“学法”，讲“法凭正气”。
“法”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仅知道闹神拳时借“神仙”附体传授武功，而打仗前拳民都“喝符”（即把符画在黄裱纸上，烧成灰合水而喝），说可以“神法护体”，枪刀不入。
这“法凭正气”是光绪二十四年后提出的，后来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暴动以后，据当时的拳民说就已经不喝符了。
我们认为“法凭正气”即是提倡中国人民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正气”，这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拳讲义和”和“法凭正气”的提出，都是王立言的贡献。

义和拳的重要首领董延邦

董延邦是高唐县姜店乡大董庄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
他本姓孙，乳名孙二，在大童庄独门独户。
父亲早亡，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全部家产只有二亩半地和三间土房。
他在家庭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十五岁时给邻村范庄周家抗小活（即周化南先生以后，由于家庭人口较多，除务农之外，家），当时周家是书香门第，比较开明，对待雇工也较宽厚。
他到周家以后，才起了名字叫孙延邦。

孙延邦十六岁那年已经是个彪壮的小伙子了。
他的性格倔强，不爱说话，遇事沉思不语。
但是手巧，什么杂活都会干。
扛小活的主要活路是挑水喂猪之类的杂活，这年的初秋，周家的老掌柜走到猪栏去看孙延邦喂猪，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这猪八月十五能吃上肉吧？”孙延邦心眼挺多，一听就知道说他没有把猪喂好。
此后，便到马棚里偷来煮熟的黑豆给猪吃。
喂马是大伙计的责任，大伙计发觉孙二偷马料，便打了他一顿，从此孙延邦便离开周家。

第二年，孙延邦跟着本村一个姓崔的铁匠师傅学打铁，因为孙延邦心灵手巧，加上力气又大，很快成了崔铁匠的得力助手。
经过五年的学习和锻炼，走乡串村，孙延邦不仅学就了精湛的手艺，而且社会知识也丰富起来了。
孙延邦二十二岁那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的师傅崔铁匠去世，此时他的手艺已非常精湛，但因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此只好在家里制作些小农具，到集市上去卖，不再走乡串村了，家庭生活也逐渐好转。

光绪二十三年腊月初五（1897年12月28日）,是邻村辛店大集，孙延邦去赶集卖些菜刀之类的小家什。
辛店村有个恶棍外号叫唐大头，是天主教徒。
在旧社会，进了腊月，集市上要收“地皮税”的，唐大头平素横行乡里，这一天他要拿孙延邦两把菜刀顶“地皮税”。
开始孙延邦好言相求，说“家有老母，过年手头紧，你要用刀可拿一把去使”。
但唐大头非要两把不可，后来由争吵而动手打架，孙延邦将唐大头痛打一顿并把他的头打破，孙延邦乃舍了摊逃走。
从此以后孙延邦就逃到徒骇河东高唐与作平交界处，以打铁为生，并从此改名董延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董延邦去琉璃毒赶集，刚摆好摊子，就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走到摊子前看刀，这个汉子细高身材，长得很精神，看了一阵笑着说：“你的刀钢口挺好，会打长刀吗？”董延邦说：“只要有样子，什么样的刀都一样打。
”“那么下了集再谈，到时我来找你”。
村镇的集市一般午后即散，午后这个人果然来了，把童延邦领到寺里，这个中年汉子就是王立言。
此后童延邦就在琉璃寺里安炉打刀，给义和拳打制兵器。
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从此董延邦就把琉璃寺当成了他的家。

董延邦自辛店受辱逃亡以后，恨透了“洋教”，因此，不久就和王立言、徐福等人成为知已，并加入了义和拳，跟王立言学武，暴动以后，拳民们都称他二师兄。

义和拳的另一首领于清水

于清水是现在高唐县琉璃寺乡郝庄人。
对他的身世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只在郝庄村于氏谱碑上看到，他的父亲名叫于岭，他的叔父名叫于嵬，他叔家有一弟弟名叫于清涟（此碑“文革”中被砸成两块，垫在村南的桥底下）。
于清水是郝庄拳场的大师兄，于清涟是当时的拳民，他兄弟二人都绝后了。
但他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大，流传着有他的很多歌谣，如“于清水真英雄，黄马褂子绿斗蓬；红缨枪拧三拧，一心要把张庄平”。
他领导的拳民大约三百多人，火烧前张庄教堂他是参加者，当地群众中流传有“骑白马，挂响铃，打张庄，当先锋”的歌谣，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现他们任何活动。
后来他在高唐南镇集上被捕而遇害，时间和情况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群众中流传着“说能行也不行，南镇集上上绑绳”的歌谣。

制造兵器武装自己

义和拳制造兵器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
当然在这以前，各村的拳民也已经不断打制兵器，但大量打制兵器却是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的。
因为董延邦是铁匠出身，他参加义和拳之后，不但自己打制，而且领导了这项工作，且作出很大贡献。
高唐大董庄崔师傅死后，他的儿子继续以打铁为业，手艺也很精湛（现在崔家尚有后代，解放前夕仍以打铁为业）。
董延邦在琉璃寺为义和拳制造兵器，各村的拳民随之也制造兵器成风，董延邦则帮助他们请工匠筹材料。
如王屯村拳场的首领王汝言从在平冯官屯请来名铁匠谭东岭，打制兵器三个多月，董延邦则请来他的师兄崔××前来帮助。
这一年以琉璃寺和王莫庄为中心，制造了大量兵器，这些兵器以大刀和长矛为主。
与此同时，各地的铁匠也有不少自己打制刀枪到琉璃寺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的。
据当时的拳民王立台回忆说：“雨神拳时徐庙、琉璃小集上，卖刀枪的成了市”。
这无疑为义和拳的暴动作了物资上的准备。

以上说的是在高唐境内义和拳暴动以前的情况。
暴动以后，三立言仍为大师兄，董延邦为二师兄，徐福为“军师”。
他们的拳民队伍由两部分组成：·部分是由王立言、董延邦、徐福等领导的王莫庄、琉璃寺、大董庄附近的三百多名拳民骨干组成，这些骨干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另一部分是打仗时临时集合起来的周围村拳民，组织纪律性很差。
暴动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大的行动有：火烧前张庄教堂；会师城北五里铺；大战董古桥；围困高唐城；迈官屯散金济贫，最后是攻打禹城御桥韩庄。

王立言领导的这支义和拳，开始就打出“反清灭洋”的旗帜，高喊“杀洋人，灭洋教”。
从暴动以后的战斗情况看，三次直接对准“洋人洋教”，两次则是直接对清朝官府的。
但是，正式暴动以后，他们的活动时间不到一年，在高唐境内即告失败了。

火烧前张庄教堂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十月初，琉璃寺的大寺门口悬起了一面红色的三角旗，中间一个黑色的“拳”字，此外没有其他标志，从此，周围的拳民就不断在这里集会。
也就在这时，在平县衙派了二十名骑兵来守卫前张庄教堂。
当时的张庄并没有洋楼，也不叫“洋楼张庄”，而叫前张庄，教堂只有五间拐子形平房，洋楼是“庚子”赔款以后修的，据修教堂后的碑文记载为：一九〇三年始建，一九O五年竣工”（此碑“文革”中被毁）。
所以，我们认为有关“烧洋楼张庄”的记述都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烧洋楼”的说法，更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洋楼可烧。

烧前张庄教堂是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
这以前的儿天，一名意大利籍的神甫住在前张庄，十二日晚上，王立言、董廷邦等商议第二天凌晨围攻前张庄，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当夜神甫逃走了。
十三月早晨，拳民在王立言、董延邦、于清水、王汝言等人率领下，包围了前张庄（徐福留在琉璃寺没去），当时参加的拳民有四百人。
在村西和官兵的马队及教民发生激战，不久官兵和教民被打跑，义和拳攻进村，放火烧了教堂。
在这次战斗中，前张庄只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徒，当时前张庄天主教会会长张兆平之妻，被拳民杀死；另一名是高唐李官屯前小孙庄的老年妇女，是前张庄张金旺的外祖母，住亲戚的。
她本不是天主教徒，当时捉住她后问她：“你在教吧？”但她却说：“干么！
在教还该死吗！
”于是被拳民杀了。

教堂被烧以后，拳民们用教堂房子的砖在前张庄村东西两侧修了两座“关帝庙”，义和拳失败之后，两座小庙又被教民拆除了。
一九〇五年教堂重建后修起洋楼，之后把张兆平之妻的尸体移入教堂院内，并立了碑，碑上刻的是“张兆平之妻玛大勒纳”（此碑“文革”中被毁），玛大勒纳是张兆平之妻的“圣名”，“圣名”是教徒入教受洗礼时，神甫给起的名字。

这次行动的目的本来是去杀那个外国神甫，可惜他事先逃跑了，会长张兆平战败随官兵逃走，所以才捉住他的妻子杀了。
其他教民都未遭杀害，拳民也未焚烧民房，可见当时义和拳的纪律是很好的，并不任意烧杀。
据调查在这次行动中义和拳获得钱物不少，但说法不一，有的说“用小车推”，有的说“用大车拉”，这些钱物是教堂的，还是教民的，谁也说不清楚。
总之，这次行动在高唐、茌平一带的影响极大。

会师城北五里鋪

高唐城北五里铺，也是天主教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义和拳暴动时，该村有教民六十人，也有教堂。
王立言等火烧前张庄教堂之后，下十月二十四日（11月26日）同董延邦一起率领四百多名拳民向高唐城北五里铺进发，与高唐城北的义和拳首领李泽会合。
据当时目睹者说，这次行动的声势很大，义和拳有二十多匹马，王立言骑白马，穿月白色软靠，披大红斗蓬，董延邦骑红马，也披大红斗蓬。
队伍穿村过镇浩沿汤荡从高唐东关经过，吓得官兵关了城门。
在高唐城北五里铺和李泽会合后，义和拳的拳民达到六百多人。
李泽是今梁村镇李化梓庄人，他的身世我们不清楚，当时他有五十多岁，会武功，在高唐城北很有号召力。
十月二十四日放火烧了教堂，当时这里的教堂也只有三间平房，洋楼也是后来修的。
教民闻讯两股义和拳会师，早已跑光，所以没有打仗，也没有死人。
北五里铺会师以后，王立言等人即按原定计划向平原县进发。

这次行动对高唐的震动很大，义和拳的队伍由南向北穿过大半个县，沿途观看的人很多。
还有不少村的青年自愿投入拳民的行列。

大战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所领导的义和拳在离高唐州城仅五里的地方与李泽会师，并放火烧了教堂，使知州李恩祥既惊慌又恼怒。
当时高唐有个姓陈的把总，据说会点武功，他向李恩样自报奋勇，要领兵向北追赶义和拳，其实这时义和拳的队伍已经过去两天了。
他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下乡去发财。
陈把总带领四十多名官兵（有十多匹马），出城就抢，动不动就指人为“拳匪”，讹诈财物。
他有意避开大道（由高唐通平原的大官道），从西路向北一直抢掠到董古桥。

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率众去平原，不知为什么，到恩县的腰站以后，又原路返回。
十月二十八日（11月30日）返回梁村，拳勇们正在梁村休息，闻知有官兵在董古桥抢掠，王立言非常生气，于是他们就率众驰往，在董古桥以东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义和拳人多势盛，官兵大败而逃，当场死伤十多人。
陈把总被王立言用双拐打断右臂而遭活捉，当场被拳民砍下脑袋，其余的人义和拳也没有追赶，放他们逃回州城。

董古桥大败官兵，义和拳声威大振。
由两人用竹筐抬着陈把总的人头，一路向南直奔高唐城。

围困高唐城

董古桥官兵大败，陈把总被杀，高唐知州李恩样吓破了胆。
十月二十九口（12月1日），义和拳到达高唐城时，早已三门紧闭（高唐城只有东、四、南三门），因此只好将城围住，这一天适逢高唐大集，赶集的人进不了城，在各门观看热丽的人很多。
当时王立言、董延邦、李泽等人住在南关，第二天上午由王立言出面喊话：“请你们知州到城上答话！
”知州李恩伴果然来到南城楼。
他问王立言：“众好汉意欲何为？”王立言说：“我们要反清灭洋，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
”吓得李恩祥连声说：“下官不敢与闻！
不敢与闻！
我是说要本人做些什么？”当时王立言提出要他答复四个条件，可以不攻城，一是要三百斤猪肉，一千斤馒头犒赏拳友；二是交出全部库银；三是要他三拜九叩拜“拳”字大旗；四是交出官印。
李恩祥吓得浑身发抖，他说：“前两条好办，后两条实在不敢从命，这无异于要下官的人头！
”这时城下的拳勇们高举刀枪大喊大叫着要攻城，处于无奈的李恩祥答应了前三条，只是官印无论如何也不能交。
义和拳最后默许了。
于是先交库银，据目睹者说有银子，也有铜钱，都是用抬筐从城上坠下来的，共有十五、六筐，这当然不会是库银的全部。
午时，李恩祥在南城楼设香案拜旗，拜完之后李恩祥说：“请众好汉给下官个方便，把陈把总的人头赏给，好对他的家人有个交待。
”王立言说：“把它奉送与你吧！
”于是把人头扔进筐里提上了城。
午后城上又坠下了猪肉和馒头。
以上事实是家住南门里的姚伯芳先生②(原注：姚伯芳（1888--1981年）高唐县南街人。
一九一一年毕业于聊城五年制中学，后被清朝定为贡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任南关小学校长；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县教育科视学。
解放后历任高唐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驻会常委、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亲眼所见。

这次围困高唐城，是义和拳在高唐境内活动的最高峰。
之后义和拳却散去了大部分，李泽领着城北的拳民仍回城北，义和拳的主要骨干力量仍跟王立言、董延邦回到琉璃寺一带活动。
由此可见当时各地的义和拳并没真正联合起来，也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

王立言、董延邦在返回琉璃寺的途中，由王立言陪同董延邦回大董庄“祭母”，到他母亲的坟上痛哭了一场，随后就去了范庄周家。
据周化南先生③(原注：周化南（1881--1974年）高唐县姜店乡范庄人。
一九一〇年创办高唐蚕业学校，任校长至一九二七年。
该校停办后任高唐第四完小（辛店）校长。
日寇入侵后，年事已高的周化南，先后流亡于开封、郑州、上海等地，一九四九年返乡。
解放后历任高唐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说，王、董二人带着四十多名拳民住在范庄，王立言骑白马，董延邦骑大红马，其他的人都是步行，王立言、董延邦在周家住了一夜。
周化南先生说：“王立言长得很俊秀，也很健谈，董延邦仍然沉默寡言”。
谈到围高唐城，王立言很兴奋地说：“没有打进城去，可也叫这些赃官们知道了我们的厉害！
”周家很好地招待了他们，并赠给他们二百吊铜钱，作为对义和拳的“捐助”。
此日上午辛店唐家地主大院派人用两匹骡子送去银子五百两，大概是怕义和拳到他家抢东西。
王立言等连钱带骡子全留下了。
但义和拳失败以后，唐家却到高唐州衙告义和拳抢去他家很多财物，并诬告范庄周家“通匪”。
他哪里知道李恩祥最忌讳说高唐大闹“拳匪”，因此勃然大怒说：“本州境内一向无拳匪，你简直胡说八道！
”唐家地主当堂被重打一顿，哄了出去。

迈官屯散金济贫

光绪二上五年的十一月初，由工立言和董延邦率领义和拳一百多人进驻了高唐城东的迈官屯，还有三十匹马，十多匹驮东西的骡子。
老百姓对义和拳不躲避，村里的很多人都到街上观看。
他们在这个村住了两天，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散金济贫，向老百姓散了很多钱。
一天早晨，义和拳的人在大街上喊：“义和拳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穷兄弟们都到街上来！
”不过，这散钱的方式很奇特，就是把铜钱装在布袋里，用马驮到村东的大道上，马随跑随把铜钱撒在地上,任老百姓随便抢拾，一时间邻村的老百姓也有不少人赶来拾钱，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究竟散了多少钱，现在也无法知道。
第二件是招募人马，但方法也很简单，散完钱以后，由董延邦向众人说：“义和拳杀洋人，灭洋教，杀赃官，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愿意跟我们去的请报名。
”据说在这一带招了一百多人，多数是青年，随后王立言等就率众向禹城方向去了。

攻打御桥韩庄教堂

禹城县的御桥韩庄教堂，是当时天主教的“总铎”所在地，有洋楼和高大坚固的围墙。
原在平县前张庄（即今高唐县的洋楼张庄）的天主教会直接属这里管辖。
火烧前张庄教堂时，神甫就先跑到这里，所以工立言等义和拳的首领，对御桥韩庄教堂的仇恨极深。
光绪二十五年的十一月中旬，王立言、徐福、童延邦、王汝言等人率领拳民四百多人，攻打御桥韩庄教堂。
包围教堂以后，义和拳的士气很高，但在接近围墙时，被教堂内的“洋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义和举就溃退下来。
第二天王立言、徐福等人在附近村庄弄来十多个条编的大囤，围里装土垒了起来，徐福登上国去观察情况，并声称上去“施法术”，不料刚上去，就被墙上的“洋枪”击中，摔下来当场身亡。
于是义和拳的队伍大乱，乱糖糟地退了下来。
黄昏以前东面枪声大作，义和拳哪里知道这是省城派来的骑兵“洋枪队”，义和拳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被击溃而四散逃跑。
后来“洋枪队”一直追到前张庄（俗称洋楼张庄）以东的窑地里，双方又进行了一场激战，义和拳又死伤二十多人，从此这支义和拳队伍彻底瓦解，而宣告失败。

义和拳暴动失败之后，主要首领们都纷纷逃亡或被捕。
上立言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被官兵追通，最后没办法逃回本村上莫庄，藏在王金元家的夹壁墙里，后来被王立言的干儿（不知姓名）告密，于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1900年2月4日）被捕，解往济南斩首。
王立言的族人们淡钱（叫十亩地钱）只买回了他的人头，葬于村西王氏祖莹之次。
他的要子徐氏在王立言被捕时投片自杀未遂，两个儿子王金有和王金岭藏匿乡间幸免于难；他弟弟王立平领着两个儿王金宝、王金华逃往山西，十多年后才返回家乡。
现在就只有王立言的曾孙王吉禄和王立平的孙子王学诗在世了。

董延邦自从御桥韩庄战败以后，也逃回家乡，隐藏在大董庄村他的挚友董恩荣家中。
当他闻知王立言被捕以后，痛苦万分，当夜围着他的宅院转了三遭，表现出他难舍“故土”和怀念拳友的痛苦心情。
他的挚友董恩荣在天津有一亲戚，于是次日一早就由董恩荣带领逃往天津。
他的旧宅由董恩荣返回乡后，替他卖给本村的洪家，在五十年前洪家也绝后了。
董延邦到天津后隐姓埋名，后来不知所终。

王屯的王汝言在失败之后，逃往武城、威县一带，以木工手艺谋生，后来娶武城县邴庄邴梧林之女为妻，生二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生活所迫，将次女寄托给威县丁家庄丁宝玺为养女，携妻子和长女返乡（长女配于琉璃寺蒋学舜）后来又逃往安徽谋生，至老年方才返回故乡，仍以从事木工为业，卒于一九四八年。
因无子乃以其长兄之子炳怀为继嗣，其孙王守仁尚健在。

【后记】一九六〇年“庚子”六十年之际，因为高唐是义和拳的主要策源地之一，我县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当时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这次调查工作。
我们邀请了李育轩④(原注：李育轩（1882--1971年）高唐县李奇庄人。
一八九九年考中秀才，废科举后于一九〇五年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修史地专业，一九O九年毕业后被奖授举人。
之后先后任教于临清中学、东昌二中、高唐县中，抗日战争时期停教在家。
解放后任高唐短师、女师、一中教师，一九五六年退休。
曾任高唐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
)、周化南、姚伯芳、赵绍堂、王会敏等教育界的老前辈们进行了多次座谈，这些人当时多已年在八旬上下。
同时我们还组织人到部分重点村进行了调查，访问了许多当时拳民和义和拳主要领导人的后人，其中有王立言的堂弟王立台，王汝言的继子王炳怀等，这些材料都是他们亲见或真闻。
本文是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而写成的。

根据当时调查，我们发现高唐境内的义和拳，从暴动到失败，没有用过“义和团”的名称。
故题目乃用“义和拳在高唐”，同时也因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于义和拳在高唐境内的活动。
遗憾的是在那次大规模的调查中，始终没有发现朱红灯在高唐的活动，很多当时的拳民也没有任何人见过朱红灯。
因此只好有待今后新发现。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历史知识实在太贫乏，希望史学界的同志们加以指正。

〔注解〕(为方便阅读，已插入前文)

①这幅对联是周化南先生提供的，他说“大觉寺”是琉璃寺的本名。
此对联是口头传下来的，因年代已久，周先生说上联的“逐”字，抑或为“诛”。

②姚伯芳（1888--1981年）高唐县南街人。
一九一一年毕业于聊城五年制中学，后被清朝定为贡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任南关小学校长；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任县教育科视学。
解放后历任高唐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驻会常委、副主席，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③周化南（1881--1974年）高唐县姜店乡范庄人。
一九一〇年创办高唐蚕业学校，任校长至一九二七年。
该校停办后任高唐第四完小（辛店）校长。
日寇入侵后，年事已高的周化南，先后流亡于开封、郑州、上海等地，一九四九年返乡。
解放后历任高唐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等职。

④李育轩（1882--1971年）高唐县李奇庄人。
一八九九年考中秀才，废科举后于一九〇五年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修史地专业，一九O九年毕业后被奖授举人。
之后先后任教于临清中学、东昌二中、高唐县中，抗日战争时期停教在家。
解放后任高唐短师、女师、一中教师，一九五六年退休。
曾任高唐县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府委员。

（一九九年六月稿）

〔作者简介】邵金铭，高唐县姜店乡刘郭庄人，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
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国立二十二中学，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文教科科员、县委宣传部干事、县政府办公室政策研究员、区农技站长,一九八一年离休。

资料来源：

《高唐文史资料》第五辑(199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