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正式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至此以后，北平真正地回到了人民手里，新中国的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但是，对于北平市公安局的全体接管人员来说，更严峻的工作却正在等待他们，当时的北平敌情异常严重，除了土匪惯窃肆无忌惮、无恶不作之外，国民党的游勇散兵也明砸暗枪，为非作歹。
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些转入地下的数以万计的国民党特务，他们潜伏在暗处，准备随时向当时的我党政权发动攻击。
不过，国民党特务再怎么狡猾，最终还是被一个一个歼灭，这里面就有国民党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
那么，这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系统的特务组织“华北督查组”究竟是怎么被我人民解放军侦破的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个事情。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陈悟生被组织上分配到北平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工作，参加对国民党警察局的接管。
报到的第二天，陈悟生就对内二分局局长狄飞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北平市治安情况。汇报结束之后，狄飞要求陈悟生注意敌情变化，如有情况，直接和他联系。
不久的一天，有一个叫韩作文的人突然来找他。陈悟生是韩作文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个老司机。
解放前夕，韩作文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护车、护场以及接送地下工作的同志进城等很多工作。
陈悟生知道韩作文找他，一定有什么重大情况要汇报。
果不其然，见到陈悟生之后，韩作文就急忙报告了自己的发现的情况，原来在西单宽街12号有一个景福汽车行，这个汽车行的司机陈福录正好认识韩作文。
陈福录觉得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里来了一个名叫余承泽的年轻小伙，名义上是来给张景贤当助手的，但他什么干，既不会开车，也不会修汽车。
最关键的是，在景福汽车行旁边有一个小房子，经常在三更半夜会发出“滴滴哒哒”的声音。陈福录感到可疑，就把这些情况告诉给韩作文，韩作文又急忙来找陈悟生汇报情况。
陈悟生听完之后，意识到这件事情也不简单，就急忙向狄飞局长做了报告。
狄飞听了汇报之后，一方面指示韩作文、陈福录多接触余承泽，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的更多情况。另外一方面抽调了三名侦查员与陈悟生一起工作，展开对景福汽车行的全面的调查，并要求陈悟生随时把情况报告给市局局长谭政文和侦讯处处长冯基平。
一场围剿国民党特务组织“华北督察组”的战斗正式打响。
经查，景福汽车行的股东张景贤，家住西单宽街12号，其父是伪国大代表。张景贤本人在日伪时当过县警察所督察。
日本投降后，组织过河北省武清县的还乡团。后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新事业建设协进会”、北平“中国公民互助会”等组织。
北平解放前夕，张景贤经常和国民党特务们吃喝嫖赌，打得火热，有重大特务嫌疑。而这个俞承泽来历不明，更是可疑。
此外，侦查人员还从西单商场内开无线电行的一个老板这里了解到，他曾为景福汽车行的张景贤修过电台。景福汽车行的神秘面纱被侦查人员一层层揭开。
在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侦查人员决定先缴获景福汽车行的电台。
2月21日，陈悟生带着两名刚参加工作的女大学生来到西单宽街12号，名义上是查看市民有没有用金圆券换新发的人民币。
临走的时候，一名女大学生无意中问了张景福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存这么多煤？”这句话着实把张景福吓了一大跳。
陈悟生回到分局之后，就很快接到报告。
原来，陈悟生和两个女大学离开后，受到惊吓的张景福急忙让余承泽把天线拆掉，又司机陈福录开车把余承泽送走。
余承泽走的时候，还带走了一个大皮箱。但余承泽让陈福录把车开到景山后街黄化门西口外之后，就下车提着大皮箱独自走进了恭俭胡同。
陈悟生立刻将这个情况向狄飞局长做了汇报。随后狄飞和陈悟生一道来到北平市公安局，向市局局长谭政文做了汇报。谭政文随即召开了由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内二分局局长狄飞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议认真分析了案件的情况，确定了侦破方案，并作出决定，当天晚11时，拘捕张景贤，就地审讯，弄清俞承泽藏身地点，追回电台，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
这天夜里11时，全副武装的北平市公安人员乘坐几辆汽车来到西安宽街12号，把这里包围起来。谭政文局长亲临现场指挥，他一声令下，侦查员冲进大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张景贤从被窝里掏了出来。
张景贤很快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原来，张景福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组北平379情报组”的特务，任电台译电员，俞承泽是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直接派来的电台台长，他们以汽车行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他们在北平受曹中襄领导。
但张景贤不知道曹中襄的地址，只是用电话联系。在侦查员的审讯下，张景福也交代了余承泽隐藏电台的地址。
谭政文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狄飞带队，到恭俭胡同抓俞承泽；另一路由科长孙启民和陈悟生带队，去抓曹中襄。
不久，余承泽与曹中襄分别被公安人员抓了起来。
在随后的经审讯得知：曹中襄原来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中校参谋，抗日战争期间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汉奸；抗日战争胜利后，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官、国民党特务。
他之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379情报组组长，受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组长傅家俊领导。
傅家俊落网之后，详细地交代了“华北督察组”和下辖各潜伏组的人员名单及他本人的情况，并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市公安局根据傅家俊交代的线索，迅速组织力量追查，将潜藏在北平的十名潜特全部捕获，隐藏在外地的五名也被外省市公安机关逮捕，另有六名潜逃，在以后“镇反”运动中也被揭露出来。
傅家俊一手布置的七个潜伏组和七部电台、21名潜特全部被查获落网。
傅家俊来北平前，就患有肺结核病，入狱后病情加重。后保外就医，住进北平中和医院，经医治无效，于5月5日病死。
不过，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组”副组长张之程成为“漏网之鱼”。傅家俊对张之程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傅家俊病死之后，追查张之程的线索也就随之中断。
1949年3月11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谍报组少校组长王衡之、王学桐被人民解放军抓获。
经过审问，王衡之、王学桐是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的重要特务，又是张之程的得力干将，二人很可能知道张之程的下落以及张之程他置的五个潜伏组的情况。
但这两个人却交代说，他们并不知道张之程的下落。
据他们交代说，张之程布置的潜伏组的成员大多数是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的谍报组的特务。
根据王衡之、王学桐二人所提供的情况，侦讯处公安人员把追查工作又转入到结合搜捕北平警备司令部二处下属谍报组特务工作。
此后，共查获这个系统的特务17名，其中有张之程布置的北平、古北口、榆关、保定潜伏组十名潜特。
同年10月8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陈海若向公安人员检举，有一个名叫吴秀珍的妇女是他父母的朋友，吴秀珍的丈夫张之程是特务，吴秀珍曾经到北平时，会住在他家里，现在这个吴秀珍又来了，住在前门外第一宾馆。
随后，公安人员对吴秀珍进行抓捕。吴秀珍最终交代说，张之程改了一个化名，一直潜伏在上海。
此后，按照吴秀珍的交代，北平公安人员又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很快将张之程逮捕。
1950年2月28日，张之程被押到北京，经侦讯处公安人员审讯，张之程供出了他亲手布置的北平、天津、古北口、榆关和保定五个潜伏组的组长等23人名单。
公安人员根据张之程交代，迅速打掉了五个潜伏组，抓获了除榆关两名找不到下落的特务外，其余的潜伏特务连同电台全部被查获。
至此，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对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华北督察组”特务组织侦破，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